周人杰
本周，网上一组撼人心魄的“卖肾车间”高清照片，强烈触动了公众的视觉与心灵。到目前，杭州警方已成立专案组调查这起案件，捣毁了这一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窝点，保护起了30多名肾源供体，也抓获了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震撼之余，我们衷心感谢警方与卧底者，我们真诚同情并惋惜年轻的“供体”，我们也怒斥黑中介的人性泯灭。但是，感性之外还须更多理性反思：倘若庞大的需求缺口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得以满足，又何来包括肾脏在内的各类“器官买卖”的铤而走险？
据统计，在我国每年约150万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中，仅有1万人能够幸运地获得器官并接受手术，主因还是器官捐献的严重不足。即便算上诸如“卖肾车间”的黑市交易，器官供给也远远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移植需求，结果只能令大多数患者在苦苦等待中离世。因此，如果无法动员更多志愿捐献者加入生命延续的接力中，单纯司法打击的效果恐怕差强人意。
分析社会公众对待器官捐赠的复杂心理，还是绕不开“死亡在前、捐献在后”的“死亡定律”：虽然有捐出车祸后脑死亡儿子所有器官的“义举妈妈”，凭此来让“儿子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但仍有不少人对“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表示难以接受：为啥要想到出车祸意外？为啥死后还不能留全尸？是否会成为“器官贩子”的谋杀对象？
其实，心理阴霾的背后还是道德观念的踯躅不前。不仅很多人对于身后之事充满未知的迷惘与恐惧，还有的亲属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死无全尸”。萦绕在其心头的仍是根深蒂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传统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在公益事业中也客观存在着特定的利益冲突：捐献未见“益处”，不捐未见“害处”，奈若何？！
可见，道德的完善离不开法治的教化，良善的供给也须依托制度的激励。2007年3月，国务院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虽为器官移植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尚未打通鼓励捐献的“绿色通道”。因此，在国务院2012年立法计划中，“国家鼓励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等已被列入修订内容。但究竟何为“良法”？欲让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恐怕要走的路还很长：法律的位阶、死亡标准的判定、与国际法的对接、以及契合现代人权与伦理观念……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良法”的执行，还须考虑人文关怀与公序良俗。这其中，器官捐献者能否切实获得必要的物质补偿与社会化荣誉，将是制度激励奏效与否的关键环节所在，也是其与器官买卖、黑市交易的根本分野所系。打通潜在的捐献渠道，合理分配有限的器官资源，才会让生命在他人的身体中延续，让爱心在法治的轨道上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