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一般政府换届后，新一届政府都有新的发展思路和新气象，会激发各地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热情。回顾中国几十年的政治周期，每次政府换届之后的年景，都是经济增长比较好的年景。”
“我们不需要出名，只要通过正常的渠道发声就可以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说，相比大学里的经济学者，他们更加低调，更了解“实际情况”。
国家信息中心的上级主管单位是国家发改委，也是政府部门下属的重要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能定位即是政府的智囊参谋，对经济形势重大热点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因为身在智囊机构，牛犁的工作也与政府部门非常紧密。例如经常要去参加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等部门的形势研讨会，以及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的会议等。他所在的经济预测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定期向政府部门提交经济形势的回顾分析以及预测，为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提供宏观决策支持。
牛犁说，与大学里经济学者更注重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不同，智囊机构往往对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更为熟悉。
他举例说明：“金融危机的时候，国际油价跌至每桶40美元以下，有人就说国际油价跌了那么多，中石油、中石化为什么不多进点油，多存点油？但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不行了，导致油价下跌。中国占世界石油增量的30%-40%，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了，油价就下来了。在中国需求不旺时，中石油、中石化的库存压力很大，再多进油也没有库容了。但如果不了解情况，就可能指责央企‘买涨不买落’、维护垄断。其实这是对实际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了解不深入的反应。”
一位经济学界同行评价牛犁：“他是一个谦和低调而务实的研究者，对现实问题有着深刻地把握。”他确实很低调，截至目前，他还没有微博账号。牛犁告诉记者，此前很多门户网站都曾来游说，希望他开通微博，但都被他婉拒。
因为工作与政府部门联系紧密，智囊机构的人有时也难免被人误解，被认为是与政府部门一个鼻孔出气。
采访中，牛犁强调，“我们不是政府行政部门，不需要为政策辩护，我们的意见建议相对客观独立，只是给政府出主意，但并不决策。”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见分晓”
调结构做起来比较难
新京报:7、8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态势并未遏制，除了有外部经济环境不好之外，内在的原因是什么？
牛犁：整体的宏观经济面还在减速，所以政府微调的力度还在加大，例如近期披露的轨道交通项目等。
内因主要是重工业增速慢、企业经营困难，库存大，企业面临中长期去产能化的艰巨任务，结构性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
2003-2008年经济扩张期积累了大量的产能。按说危机时期应该去消化这些产能，但是全球经济危机后，当时为了防止经济跌入谷底，我们又实施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把本来该淘汰的部分产能延续下来了，积累了更多的产能压力，调整起来更难。
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人口红利开始下降，同时伴随着居民的储蓄率可能会下降，资本的积累、资本存量也要接近峰值的位置。从全要素贡献率看，技术研发进步缓慢，企业经营困难，亏损加大，很难拿出钱再去加大研发、科技创新。
因此，中国潜在增长水平是在下降的。另外，全球经济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中低端的需求在减少，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丧失。所以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结构调整，技术升级换代，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盈利点。
新京报：你是否看到目前有结构调整的迹象？
牛犁：结构调整我们一直在全力推进，只是进展较慢。国家层面的调整和微观层面的实施确实有不同，做起来是比较难的。
国家层面的结构调整主要是三个层次：一是需求角度，原来我们更多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现在要慢慢转为消费、投资、出口三个协调拉动，或者说把消费补足，加大消费的比重。这些年，我们的投资率一直不断上升，消费率一直下滑，要根本改善有赖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长期以来依赖工业或者说二产，现在要一、二、三产协调拉动，尤其是三产长期偏低的情况要调整。以前出台的政策很多都是支持工业发展的，很少是支持服务业的，哪怕是有些高科技研发企业拿到了优惠政策，但是拿到了地之后，还是去搞房地产，因为房地产比研发来钱更快。
三是要素结构方面变化，原来我们发展依靠投钱、投人，现在要更多加大技术研发。现在企业经营困难，但谁结构调整的好，能找到新的技术突破口，谁就先走出危机。国家要加大科技研发的整体投入，加大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不要再推动高耗能和产能过剩行业的生产建设。
一直以来我们科技研发经费占GDP的投入都是有目标的，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实现过，包括“十一五”设定的指标也没有完成。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多少年来始终没有达到目标。
收入分配改革要缩小“三个差距”
新京报：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出台整体方案。今后的改革会怎么样？
牛犁：过去10多年来国民收入的大蛋糕快速增加，但是其中政府税收的比例越来越多，企业占比略有上升，只有居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所以收入分配改革要从大方向上扭转老百姓收入占比下降或是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局面。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论证研究过很多轮，只是最后没有达成共识没有推出来，今年年内肯定要出台，这是政府的工作目标。
虽然现在整体方案还没有出，但是“限高、扩中、提低”是主要思路之一，因为我们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要防止基尼系数明显超过警戒线，并由此会引发社会问题。
新京报：你期待收入分配制度怎么改？
牛犁：希望这个方案对三个问题有比较系统的规划，即个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问题。
个人收入差距方面，有的人在垄断行业的或者是掌握其他资源的收入太高，这方面的差距太大要扭转。在城乡收入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现在这点政府一直在做，例如有的西部县财政收入只有几千万，但是支出达十亿，这就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地区收入差距方面，中低端制造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今年区域之间的调整表现最突出，东部经济总量等各项指标都在降低，GDP、投资、消费、出口等增速中西部都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跟自身比改善已经很多，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绝对水平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差距要进一步缩小。
今年GDP增长预计7.8%
新京报：有的经济学家指出现在改革似乎有停滞。今后改革会有什么新动向？
牛犁：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涉及的利益关系调整更为复杂，改起来也更难了。这两年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方面都是未来几年可能有较大突破的。
新京报：你所在的机构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总结分析经济形势，并对今后的经济形势做出预期。你对今年全年经济形势判断以及明年趋势如何判断？
牛犁：今年以来经济走势是一再低于预期，但总的来说全年实现7.5%政府预期调控目标问题不大。虽然经济暂时还没看到明显企稳的特征，但随着稳增长政策效果的体现，加上最近的微调政策，包括轨道交通等项目、高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回升以及房价回暖的趋势，都有可能使经济企稳回升的力量增多，今年全年经济增长大概在7.8%左右。
从目前看，经济企稳回升的时间点会往后拖，对应的物价出现反弹的时间点有可能往前提。
因为美国等主要粮食出口国大旱，使得主要农产品价格飙涨，饲料、油料(中国80%大豆依靠进口)，食用油可能会涨价，玉米涨价后猪肉价格上涨要提前了，食品又是影响CPI最重要的因素。
现在是几乎所有的行业利润都在负增长，但是给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金融行业居然利润快速增长，这就是体制机制上有问题。这还不是单纯的利差的问题，利差才只有3个百分点，而是其他各种收费太高，导致整个融资成本过高。
明年我们预期，世界经济可能会略好于今年的状态，外部环境稍微有所改善，寄希望于强劲复苏不太现实。同时国内政策环境空间比较大，我们的赤字率年底可能降到1.5%左右，赤字率较低，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稍微放大一点赤字率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结构性减税，给企业减负也有空间。货币政策方面，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0%，比过去十多年平均水平高出8个百分点，尤其是现在融资成本过高达到20%左右，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另外，明年的政治周期有利于保障经济保持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十八大即将召开，明年3月政府换届，一般政府换届后，新一届政府都有新的发展思路和新气象，会激发各地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热情。回顾中国几十年的政治周期，每次政府换届之后的年景，都是经济增长比较好的年景。明年也是“十二五”中期评估年，2013年要开始检查“十二五”的项目进展怎么样，有助于推动各地加快推进“十二五”项目。
-同题问答
“最敬佩讲真话的经济学人”
新京报：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牛犁：没有具体的人选。因为有的人前后期也不一样。
总体而言，我敬佩那些讲真话，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
新京报：2012年的经济运行到现在，当前的状况，是否有让你很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牛犁：经济运行始终低于预期，比预期的要差。微观企业的情况比原先预期的也要差得多。
新京报：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牛犁：最期待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因为这是解决增长动力的根本之所在。但是改革方案的落实往往会比较曲折复杂，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迫切需要加快推进。
新京报：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牛犁：新能源、环保领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等领域，将来发展会比较快。
-个人成就
自2001年起，牛犁负责编审国家发改委《世经调研与动态》，2007年以来参与国家能源战略研究和编制工作。曾参加中财办、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商务部、财政部、北京市等单位有关“十二五”发展规划、“国家能源战略”、以及“投资消费关系”等研究课题30多项。
牛犁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报告、论文和著作等总字数超过50万字。近年来，有关宏观经济、国际油价、农业补贴以及节约资源等方面的20多篇报告被中央和国务院等部门采用，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曾获得“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称号，国家信息中心“突出贡献奖”，国家信息中心成立20周年“优秀员工奖”等。
B06-B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沈玮青
摄影/新京报记者孙纯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