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节前期，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百姓心声》假日特别调查中，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焦先生面对记者“你幸福吗”的提问时，首先推脱了一番：“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该位记者却未放弃，继续追问道：“您幸福吗？”这位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上下打量了一番提问的记者，然后答道：“我姓曾。”

　　绝大多数人似乎都把目光聚焦在他所应的那句“我姓曾”的笑话上，不管是解读为答非所问的误听盲答，还是有意揶揄的黑色幽默，抑或是其他层面的解读，这些都是我们的妄自猜测。笔者更愿意将目光放在“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采访我”这句话上。它貌似简单、并无笑点，被大家所忽略，但背后却隐藏着他持有的情绪，更牵扯着这个群体共有共通的情绪。

　　“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显然，面对记者的突然涉入，大叔首先想到的不是接纳，而是表明身份，划清界限的拒绝，言下之意：“我是农民工，你应该离我远点，我们不应是一个话语圈的人，更不是一个生活圈的人，我们是有距离的”，言语间无不透露出自己的“过客”、“卑微”、“渺小”、“心酸”般沉重底色，像是戴上沉重的铠甲，避免与外界沟通，又像是划清界限的自我防备，谨防受到欺骗与伤害。为何如此？

　　在中国，“农民”是个苦难性的弱势代名词，而“农民工”又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常年在外，背井离乡，又长期有被城市拒绝容纳的境遇，他们到处碰壁，遭受形式各样的不礼遇、不正看的非正常待遇，犹如惹嫌的弃物盲流一般。长久下来，自然而然，就会萌生出自我封闭的消极状态，生怯、自卑、无力感增强，抗拒与外界沟通。

　　城市到处的光鲜靓丽，却大多与他们无关，他们大多被社会疏离、孤立、嫌弃、遗忘，而缺乏被认同、认可、容纳。对城市来说，他们只是城市寄住者、迁徙者，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有的只是卑微的身份、打工生活的忙碌与繁重。显然，“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如此消极抗拒的反应，近乎“本能”，是因为农民工对城市有了隔阂感，对社会有了距离感。这归咎于我们的社会与城市不容纳、不宽容的嫌贫爱富“势利眼”。

　　所以说，农民工大叔的第一句推脱，“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就已经回答了记者的“您幸福吗？”的问题了，记者真的没必要再追问下去了。(刘凯旋 原题：幸福与否的答案已在“不要问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