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刘茸) 据中国社科院今年下半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91亿，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超农村常住人口，学界和不少决策人士视之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转捩点。

　　城镇人口中有一部分是“被城市化”

　　在昨日召开的2012年第二次中国智库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上述数字提出了质疑：“这6.91亿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城市化’的，他们是1.59亿农民工。从统计资料上他们看是城市人，但他们的福利、住房、教育都是农民工式的。真实的城市化率只有40%。”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生副所长魏后凯虽然没有赞同“真实城市化率仅40%”的判断，但也指出，现有的城镇人口统计中包含大量农业人口。2011年外出农民工的人数相当于城镇总人口的23%，而现有统计城镇人口中，农民工及家属占据整体的27.5%。

　　以“城市化”这一概念在人口以外的意义而言，农民工及其家属很难构成真正的城市化力量。他们不受城市各项福利保障措施的覆盖，因其高度流动性而无法稳定成为产业工人，对城市产业转型贡献极为有限，也达不到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专家们均认为，如下一步不将农业人口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程度将止步不前，而这将直接阻碍我国“本世纪末成为中等水平发达国家”目标的实现。

　　魏后凯认为，越过50%人口城镇化率的拐点之后，中国城镇化的加速度将开始下降，今后的重点将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它包括一些关键内容：推进目前严重滞后的城镇第三产业发展，建立大都市圈产业链分工模式，以及在中国中西部、东北地区构建一批新的增长极，以形成多元化区域竞争格局。

　　专家们对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现状并无异议。马晓河认为，制约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发展的瓶颈，在于人口没有集聚。“人口不集聚，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你到深圳的洗脚一条街去看，服务的人多，消费的人少，为什么？因为人口没有集聚。”

　　大城市患“膨胀病”小城镇不断衰落

　　魏后凯则认为人口的集聚呈现两极化：大城市患了“膨胀病”，有吸纳能力，无承载能力；小城镇则不断衰落，有承载能力而无吸纳能力。他认为，上述现象的形成是由城镇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倾向导致的——资源集中向大、特大、超大城市高度集中，向首都、省会、副省级城市、地级市高度集中。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李津逵说，行政级别越低越没有财政自主权。以顺德为例，每年工商业收入是60多个亿，其中自己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仅6个多亿。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下属的一个社区有13万人，只有5个篮球场，这13万人都是新生代农民工，每年出生率是千分之十，“未来我们会需要多少钱来建篮球场？但这些钱在哪儿呢？都在深圳市。他们用来做什么呢？花2000亿办大运会。”

　　他认为，这种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导致花在民生上的钱非常少。“公共服务这块不是市场调节的，我们能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哪一天突然良心发现把这个部分改进了呢？”

　　马晓河相信这并非良心发现的问题，其根本症结在于城市并未围绕吸引人口来建设。“可以说现在没有一个城市考虑到这一点。现在城市是为了什么建设？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漂亮，政绩，脸蛋。越有钱的城市建设得越漂亮，越大的城市公共服务越好，这就导致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越集中服务压力就越大，最终财力承担不了，只能用行政方法限制，于是限购等政策就出台了。”他认为，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城市是为谁建的？需要考虑大城市与小城市各自应当怎么建，这种循环怎么才能打破。

　　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阻碍人口进城

　　马晓河主张，必须破除中国“工业化远远超前城镇化”的现状：“我们考察发现，世界上城市化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前进，多见于先行工业化国家；第二种是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的国家，一般在拉美。中国是典型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国家。”

　　他说，这种滞后的特征在于，国家把大量的公共发展资源过早过多的用于工业化，使得城镇化缺乏资源，人口进城就很困难，“我们在战略选择上晚了一步”。

　　魏后凯表示，社科院最近做的一个测算表明，城市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关键由隐形成本决定，即无法用税收等方法表示的成本。马晓河指出，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表面上让很多政府吃着农民工带来的福利，实际上却已经带来了严重的隐形浪费——资源过多投入工业化导致产能过剩，两栖生存的农民工使得大量基础设施空置，人口不集聚拖累长期发展。

　　“我的结论是，体制和公共资源要调整，要改革，不改革中国的城镇化完不成。”马晓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