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恐怖袭击”说不

　　反恐工作是长期的、复杂的，是“全国一盘棋”甚至“全世界一盘棋”

　　在大多数中国内地居民的意识里，“恐怖袭击”是“9·11”，是伦敦地铁爆炸案，是发生在遥远地方的特定事件。然而，近期发生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却告诉我们，恐怖袭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2013年10月28日，3名嫌疑人驾车在天安门制造了5人死亡、40人受伤的袭击事件，经过公安机关调查，这起事件被定性为“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不经意之间，“恐怖袭击”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10月31日，我国政府在强烈谴责“10·28”事件的同时，再次表明一贯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立场。在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消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绝不对恐怖主义低头。

　　“恐怖袭击”来前毫无征兆

　　很多人最先是通过网络得知，28日12时许，“天安门一辆车撞进人群并起火”。随后，几张发自现场的图片在网上流传。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交管部门立即对长安街东西双向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根据公安机关要求，12时39分，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采取临时封站措施，1号线各次列车在天安门东站通过不停车，1号线天安门西站B口采取出入口封闭措施。

　　是交通事故、意外，还是恶意的犯罪行为？事发地点的特殊性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官方在事发后一个半小时左右，发布了第一条消息：“28日12时05分许，一辆吉普车由南池子南口拐入长安街便道，由东向西行驶撞向金水桥护栏后起火，行驶过程中造成多名游客及执勤民警受伤。警方在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并组织施救，火被迅速扑灭。目前，受伤人员已全部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吉普车司机及车内人员共3人已确认死亡。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此后的多次官方发布中，“‘拐’入长安街便道”被修正成“‘闯’入长安街便道”。一字之差，足以证明事件性质发生了变化。

　　据统计，这一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除了肇事车内3人死亡外，另有2名游客死亡(1名菲律宾籍女游客、1名广东省男游客)，40名受伤人员中包括3名菲律宾籍游客及1名日本籍男游客。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应急、卫生等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工作并组织施救”；“中央领导同志和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赶到现场指挥处置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抢救伤者，迅速查明真相，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首都安全稳定”；“为全力救治伤员，相关医院迅速组织专家紧急会诊，根据伤者伤情分别采取手术、包扎及其他紧急治疗措施。当日下午，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前往医院指导救治工作并看望慰问伤员”。

　　没有任何修辞色彩的字里行间，细心人依然可以品味到事件的重大、急迫。

　　事发当天，北京警方会同多地公安机关，连夜展开调查，查明车内死亡的人员分别是乌斯曼·艾山、其母库完汗·热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案发仅十余个小时，在新疆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北京警方先后将玉江山·吾许尔、古丽娜尔·托乎提尼亚孜、玉苏普·吾买尔尼亚孜、布坚乃提·阿卜杜喀迪尔、玉苏普·艾合麦提等5名同伙抓获。同时，警方在嫌疑人暂住地发现“圣战”旗帜、长刀等物品。

　　10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处获悉，警方初步认定，“10·28”事件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10月3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10·28”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时指出，这起事件是在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处于活跃上升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

　　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种针对无辜的平民和游客的暴力恐怖袭击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行径，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齐声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没有任何一个讲法治、负责任的政府会对暴力恐怖行为姑息纵容。”

　　“恐怖主义”并不遥远

　　据嫌疑人玉江山·吾许尔等人供述，这起袭击事件是经过提前策划并最终实施。“针对无辜民众进行的暴力活动、暴力活动的形式不特定、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是恐怖事件的构成要素。从这方面看，‘10·28’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恐怖事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专家李伟说。

　　受访专家指出，在大多数国人和部分地区政府官员心目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恐怖主义离我很远”的想法，但实际上恐怖主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现代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吸收平民参与，拿起武器是恐怖分子，放下武器就能隐身于普通市民中，很难识别；现代社会交通便利，他们很容易在各地流窜。这是恐怖分子的‘恐怖之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专家梅建明说。

　　另一方面，恐怖袭击行为有“就地取材”的新趋势，也让恐怖袭击的防范难度加大。“在恐怖分子发布的教材中，发现他们‘传授’在实施袭击时，可以随便使用手边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恐怖分子不会教条到一定有枪支、炸药以后才实施袭击，他们进行袭击的方式往往是根据能够获取的工具和材料决定的。”李伟介绍。

　　随着各国反恐意识的提高和反恐措施加强，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形态和方式与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差异；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历次恐怖袭击事件采取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今年英国一名军人在街头被两名恐怖分子用菜刀砍死，法国士兵在进行反恐巡逻时遭到割喉，与以往汽车炸弹式的袭击就有很大不同。”李伟说，由于我国对危险品管控严格，恐怖分子也会调整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和方式。

　　“例如在新疆鄯善、和田等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主要使用砍刀，北京的‘10·28’事件则使用了汽车和汽油。这使得反恐难度大大增加。”李伟说，“但并不能因恐怖分子使用的方式和手段‘粗陋’，就否认这些事件的‘恐怖’性质。”对待“恐怖分子”严阵以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目的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明确指出，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国政府将更加坚决地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并希望上合组织反恐机构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上合组织反恐的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等大型活动的考验后，中国特别是北京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反恐体系。

　　中国各地警方已经形成便捷高效的情报信息交换机制和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在首都北京周边，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等6省区市已经与北京形成稳固的区域警务合作，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启动“护城河”工程，防止危险因素进入北京；经过多年磨合，北京城已经形成从市界到中心城区的“三道防线”，进京主要路口、主要环路等构成了闭合的环形防控网络；在城市中心，有专事反恐的特警“蓝剑突击队”、能够实现空中支援和监控的警用直升机以及全方位覆盖城市的警察和治安志愿者巡控网络。

　　事实上，“10·28”事件，也体现出中国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在事件发生后，北京警方立即对核心区域采取社会交通和公共交通的临时管控，当本刊记者在事发半小时后赶到现场附近时发现，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的公交、地铁并未因这起袭击事件而出现拥挤、人员滞留、治安混乱等继发性事件。

　　而事件发生后，现场勘查、灭火救援、现场清理、案件侦破等各项工作同时交叉并行，高效有序。仅一小时后，长安街东西双向交通恢复。两小时后，天安门地铁站恢复正常。当天下午和晚上，游客和行人的参观和生活并未受到影响。

　　事发后仅一小时，北京警方即发布了事件信息，并根据事件处置进程，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有效防止了各种谣言和传言，让外界了解案情和工作进展。案发十余个小时后，多地警方协作，即将其余涉案嫌疑人抓获，消除了更大的安全隐患。

　　必须重视的是，由于手段和方法不断翻新，现代恐怖袭击很难彻底防范。在李伟看来，在反恐领域要追求“完美”，关键应是“早发现、早预警”。“最关键的是反恐情报的搜集、研判，反恐情报信息网络的完善和搭建。”梅建明说。

　　李伟提出，应完善国家反恐立法。“反恐立法，可以为反恐工作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依法反恐，统一反恐防恐的认识和措施，可以防止一些防范薄弱的地区被恐怖分子利用和渗透，也可以保证反恐部门对一些试图实施恐怖袭击的活动有更大的防范打击空间和力度。”李伟说。

　　当前我国仍处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各类矛盾问题普遍存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应纳入反恐的大框架，不要让这些问题和矛盾成为恐怖分子招募人员的借口和恐怖主义发展蔓延的土壤。”李伟说。

　　这一诉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得到回应，中央政府将“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针对公众对“10·28”事件可能导致效仿行为的担忧，李伟认为：“恐怖分子处心积虑地思考用任何一种方法实施袭击，前提条件是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工具。反恐防恐的眼界要放得更开一些，不要局限于已经发生的事件和采用的手段，不要局限于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而是应该更主动地去发现恐怖行为的苗头。”

　　“反恐不仅仅涉及国内，国际上第三方势力对境内外东突势力的支持和资助、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对东突势力的纵容，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难题。必须认识到，反恐工作是长期的、复杂的，短时期内难以彻底解决。反恐应该是‘全国一盘棋’甚至‘全世界一盘棋’。”李伟说。记者卢国强 朱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