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根源于人民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一致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不懈追求。中国道路是从独立解放到发展富强、从人民民主到文明和谐的道路，这条道路发轫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以人民整体利益为最终归宿。

　　民富国强是每个国家的追求，也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期盼。不过，社会主义对富强的价值诉求不同于资本主义对财富的追逐。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要求每个有能力的社会成员都积极参加创造财富的劳动，通过诚实工作和联合劳动，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生活。换言之，社会主义国家的富强，一方面要求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体现自身的经济优越性，另一方面是在人民共同富裕基础上实现国家强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富强观的前提。舍公有制主体而谈国强，弃共同富裕而论民富，不是社会主义的富强观。

　　国家经济层面上的充分民主，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积极性。而经济民主的本质是依据大多数人的利益来确立经济制度，调整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最大民主，就是巩固和发展以国有制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引导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当家作主的权利，从根本上维护劳动者的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成员的长远经济利益。同时，建立在经济民主基础上、保障经济民主的民主政治，其实施必须依赖于马克思所说的“廉价政府”。它要求在维持较小政府机构规模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和各项开支。可见，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从根本上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中的“金钱民主”和经济垄断寡头民主。

　　文明关系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人类社会发展史观察，文明的进步需要在经济领域确立健康、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种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内容的经济文明比物质文明概念要宽泛，它既注重人和自然的联系，也注重协调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经济文明之上，这是协调社会整体利益和保证人们长远利益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在经济领域主要体现为经济制度公正、经济运行有序、经济管理科学、生态环境良好、资源利用高效和财富分配合理等。其中，对外经济关系上合作共赢式的和平发展、对内经济关系上劳资两利式的和谐发展，是现阶段我国经济文明模式的重要特征。这种模式避免了西方国家对外掠夺扩张和对内垄断剥削的老路，能够保证国家整体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从而在现代化过程中促进人的经济文明素质提升。

　　社会和谐必须建立在经济和谐基础上，而后者取决于经济制度安排，取决于能否协调好各类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马克思批判法国巴斯夏的《经济和谐论》一书时强调，在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真正实现劳资和谐与经济社会和谐。数百年来，资本主义试行各种模式，但均出现阶级对立、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对外掠夺等严重弊端。几年前爆发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波及几十个国家，响亮提出这是1%的人与99%的人之间的对立运动。西方经济学将“自私经济人”观念和市场观念绝对化，把社会整体利益与群体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把市场作用与国家作用对立起来，片面强调私人原子式或垄断式竞争产生效率而罔顾社会、阶层和群体等各种合作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利益，自然难以实现经济和谐。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能够初步实现经济和谐，是因为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市场作用基础上的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不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社会成员的经济关系及其协调准则

　　就经济意义而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是重要的社会平衡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相互支撑，集中体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协调这一关系的基本准则。

　　在经济领域确立自由价值观，是提高市场经济活力的需要。经济自由就是保障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定价、用工等自主权，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择业权、参与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保障居民的消费权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法人和自然人实行自由选择和自主决策。目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不少措施，包括实行政府大部制、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等，目的就是增强经济自由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自由，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化基础上的全面自由化。从表面看，我国的经济自由不如西方国家，实则不然，因为国民经济的私有化、非调控化和金融自由化等，只会加深劳资失衡、经济无序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等矛盾，导致经济社会矛盾丛生、危机频发，最终妨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经济是否平等更为人们所关注。经济平等的价值观，首先涉及经济制度和经济权利平等，然后才是机会和结果平等，因为制度和权利安排往往决定市场竞争机会和结果是否平等。在当代西方社会，劳动者与资本家、中小资本家与垄断大资本家之间，由于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不平等，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自主安排和自由意志实质上被剥夺了。劳资主体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差别，还会导致劳资双方在工资议价能力上的差异，致使西方罢工和抗议不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汲取西方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平等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促进良性竞争；同时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努力实现最大程度的实质平等。

　　社会主义公正在经济上主要体现为产权制度的正当性、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和调节制度的有效性。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不公，通常被归结为规则不公、起点不公、机会不公和结果不公。例如，不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和劳动合同法等，就会导致处理和协调经济关系的不公正。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用统计史料证明美国等国家财富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呈现一种“世袭资本主义”特征，而多党竞选制的各届政府均没有改变这一格局。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贯彻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底线思维”，力避陷入西方产权和分配不公的窠臼，在实现经济公正的同时提高微观经济效率和社会整体发展绩效。

　　法治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进程逐步加快，基本建立比较完整的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经济领域法治价值观的弘扬和践行。比如，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以知识产权输出为特征并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共同掌控经济全球化，因而我国知识产权法治完善应当具有“以保护为基础、以创新为目标”的国际竞争性战略思维，以高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纵观世界，即使同样实行法治的国家，在立法和司法的战略方针和具体举措上也有重要差别，并显示出不同的治理效果。可见，我国经济建设应在强调法治的一般框架下，注重知行结合，以提高综合治理效果。

　　公民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科学界定社会成员进行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

　　公民个人价值观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重要意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都应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效有序运行的前提。

　　国家整体利益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息息相关。在经济活动中倡导爱国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目前存在的一些现象说明爱国的价值观还须强化。比如，在引进或代理外资、外国商品和外国服务的过程中，不顾中方的应有权益；在以往稀土出口、土地批租、开发区建设、税收等方面的对外经济交往中，有的只顾本人、本单位、本地区和本部门的狭隘利益，而罔顾我国国计民生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克服这些不良现象，需要社会各界和全体公民深刻认知和践行爱国的价值观。

　　敬业是每一个工作岗位都需要的重要品质。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敬业这种品质比一般的知识和技能更有意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一个明显改观就是各级干部的敬业精神得到加强，并且带动广大群众爱岗敬业。经济领域存在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等现象，均与偏离敬业观有关。在经济战线树立先进部门、先进企业和先进员工敬业典型，是倡导敬业精神的有效途径。

　　经济活动主体诚实、讲信用，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最佳途径。西方经济学主张的“自私经济人”观念和理论，片面强调经济活动中人的利己一面，否认社会人本身含有的“利他”一面，实质是倡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落后观念。显然，如果道德观扭曲，唯利是图盛行，势必造成经济生活中机会主义行为增多，导致经济违规和犯罪现象频发。我们应弘扬中华传统义利观的精华，从观念、制度和奖惩等多方面着力，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净化经营环境，改善市场秩序，形成诚信的良好道德氛围。

　　友好和善意是经济合作、良性竞争和协调关系的助推器。不论是在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中，还是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个人及其所属组织都应具备友善的素质，否则，短期和孤立地看似乎会获利，而长期和综合地看必然弊大于利。俗话说的“老实人不吃亏”“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这个道理。经济协作和竞争力既与智商和智慧有关，也与情商和态度密切相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协作产生新的生产力”。长期良好的协作离不开经济行为的友善。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与人为善”，我们对友善的传承和践行应该比西方更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人民日报》( 2014年10月30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