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家与工人相面而立、怒目对阵，马克思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而当今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已有很大改善，资本家的形象已经变得模糊起来，有人便说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过时。实际上，马克思凭借他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敏锐洞察，以及所掌握的超凡的分析能力，预计到这种社会变化。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已经论述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预言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出现，将会使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马克思语)。今天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许多大企业的真正老板是不出现的，甚至工人都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资本家，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不仅分析到了，而且预言到了。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股份制还不很普遍，主要用在铁路的建设和航运公司上，但马克思对股份制的发展有充分而深刻的认识。他预见到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会有大的发展，并逐步替代单个资本成为主要的资本所有制形式。他甚至预见到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或公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天的时代和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证明了这一切。

　　　《资本论》开启制度经济分析先河

　　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论》，这部思想巨著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就财富而论财富，也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财富源泉的挖掘上，因为在他之前的魁奈、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已经基本解决了关于财富源泉的问题。马克思从商品入手，分清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抽象掉一切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表象，分析研究价值背后的东西，从而发现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以及伴随这一运动规律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发展的趋势。马克思研究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制度分析，商品、价值、货币、资本这些形态和范畴，在马克思那里是具体的分析工具，是建立层层剥茧、环环相扣的逻辑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目的还是为了揭示社会的本质和制度演化的趋势。从经济学方法论讲，《资本论》开启了制度经济分析的先河，马克思也是制度经济理论的重要先驱者。

　　在马克思身后的一个世纪里，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高峰，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有好几位制度经济学家获得该项大奖。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军突起，丰富了经济学的理论，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当代制度经济学关注产权、契约、交易费用等这些反映人们基本经济关系的制度安排，更加接近了事物的本质，和马克思一样，不再“见物不见人”。但马克思的经济制度分析却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关注的制度更为本质、更为宏观、更为基础。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范式更加注重抽象的能力，注重从个别到一般的高度概括。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所言，“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成功。”这种看似悖论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过往的经济学对简单的经济现象缺乏足够的抽象力。在立场上与马克思相距甚远的熊彼特也认为，“《资本论》虽然部分地未完成，部分地受到有效的攻击，它仍然雄伟地屹立在我们面前！”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更加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也许没有预见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合作相处，但他的历史观、开放观、全球观依旧跨越时空，具有时代价值。在今天极其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任何不确定的因素都有可能酿成巨大的风险，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毫不动摇地扩大对外开放，才能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真正驾驭复杂多变的时代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