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中，我“过五关、斩六将”参加过不知多少考试，有中国的，有外国的，但是四十年前那场考试我至今历历在目。
1978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瑞斯博士(Dr.Price)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了会谈，经过多轮磋商，决定中美互派留学生。我是在山东邹县支农劳动休息时，偶然从地头一份旧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个消息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乃至对我个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那时我在邹县(如今的邹城市)这个鲁西南小县城工作，整天浑浑噩噩为吃喝忙，甚至连“改革开放”这个词都没有好好注意，更没有想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能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乃至我们自己带来什么。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国内政治气氛乍暖还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不少人对这么多人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留学忧心忡忡。一些人担忧，派这么多人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不回来怎么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此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还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他又说：“中国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即使出国1000个人中跑掉100个人，也只占十分之一，还有900个人回来。”历史证明邓小平这个预言是正确的。正由于邓小平这番话，我方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美国的留学生，后来又结束了我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叶落归根全家调回上海。
1978年8月14日大清早，领导通知我参加第二天在省城举行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考试”。老实说，我做过升官发财的美梦，但从来没有做过出国留学的梦，因为出国留学对于我太可望而不可及了。我懵懵懂懂地开了介绍信，借了差旅费，凭出差证明领了粮票匆匆挤上去济南的火车，等我们摸到在山东大学内的考场时，已是华灯初上了。
由于选派手续十分复杂而时间又相当仓促，我们直到第二天临考前才在考场门口拿到“准考证”。“准考证”都来不及盖骑缝章，仅仅用圆珠笔在照片边沿画了两道线。
我大学在哈尔滨学的是俄文，仅在高中学过三年英文。后来长期在贵州大山沟里工作，也没有机会碰英文，仅听过英文版的“老三篇”胶木唱片和在被窝里偷听过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蹲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把一本借来的薄冰编著的《英文语法》走马观花“啃”了一遍。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英语里还有一个什么“虚拟语气”，就凭这个为我的笔试成绩至少增加了2分。
山东省参加考试的有数百人。吃饭时每人发两个灰不溜秋的大土碗，一个装馒头一个装菜。因学校饭厅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大家只能蹲在操场上吃饭。里一圈外一圈，南腔北调、唧唧喳喳，场面可谓壮观。当时考场上不乏头发灰白的考生，我们算是年轻的。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第一次公开选拔出国留学生的考试，我们中绝大多数人要被派往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还有部分被派往南斯拉夫留学)。
中学时我英语成绩不错，曾拿过长宁区英文毕业统考两次第一名，所以考前自我感觉非常好，简直有点志在必得的劲头。但考卷一发下来我就傻眼了。考卷上有一种选择题，其中供选择的四个答案看来都不错，但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如今这种出题方式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但当时没有多少国人知道“托福”的年代确实难倒了不少“英雄汉”，面对考卷我迟迟不敢下笔。
至今记得，当时考卷有一段英译中的文章，大意是如果没有重力，你能把高尔夫球打到月球上去，但是当时我楞是不知道golf就是高尔夫球。考卷中还有hair cut，我也不知道这就是中文的“理发”。过去我经常叨咕“有卖的，没买的”，总认为没有让我施展才华的机会。今天机会来了，能不能出国全靠本事，既不要拍马屁，又不要开后门。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啊！面对这一大张正反都密密麻麻的考卷，多少悔恨、多少遗憾交织在心头。
短短几个钟头的考试给我上了深深的一课，使我受用终生，从此我再也不怨天尤人了，深深懂得，每个人一生中总有各种机遇，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应付机遇挑战的能力，而成功者仅仅是那些既有实力又能紧紧抓住机遇的人。
上世纪50年代，我所在的延安中学上连电唱机都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收音机，上课只能照本宣科跟老师读，英语的听说训练根本谈不上。我当时还有点口吃，自知口试是我的弱项，所以一心把“宝”押在笔试上。谁知道笔试竟是如此惨不忍睹，要不是怕回去不好交账，我真的连口试都不想参加了。面对三位“铁面判官”，我诚惶诚恐，结结巴巴连舌头都不听使唤。我们口试的很多题目都是从“新概念英语”上摘来的，但是我们偏远地区的考生当时哪知道什么是“新概念英语”啊！后来得知我的笔试是54分，口试是3+，据说，那年英语笔试合格的最低分是45分。
那年，中国政府向世界派出3000名留学生，其中去美国1500人。大概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成功地通过了这场考试，后来又经层层筛选，最后才“三榜定案”，于1979年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初出国门的我，在彷徨和惊奇中在美国度过了700多天。远离家乡，在地球另一端的我，对祖国从来没有这么热爱过，对祖国的每一个细小的进步都狂喜不已，甚至在超市看见有“MADE IN CHINA ”的龙口粉丝也会高兴好久。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后大批派遣留学生的40周年。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留学回国人才总数达到265.11万人；仅2016年，中国有54.45万留学生，其中32.88万人去了美国。粗粗计算了一下，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仅占38年后留学生总数的千分之一左右。
这四十年也是改变我命运的40年。40年中，我和祖国一起呼吸，也一起经受了各种风雨和坎坷，一直坚持和我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我已由“翩翩少年”进入古稀老人之列，尽管才疏学浅，没有当官也没有发财，但是对祖国一往情深的初衷未改，如丹凤朝阳。40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一个瞬间，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我们了解了世界，世界也了解了我们。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这仅仅是序幕，中华民族崛起的真正高潮还在后面。借用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一段话：中华民族的崛起，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崛起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我年纪大了，但还决心和大家一起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程中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孟国庆，1942年10月生，煤炭科学总院上海分院退休高级工程师，曾任致公党上海市委常委、致公党卢湾区委主委，现任黄浦区人大代表，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首批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