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古代中国认识世界的前沿，也是当时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之一。在这里，来自印度、希腊、波斯等国家和中亚地区的文化，与中国文化平等对话，在交流融合中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使其成为中西文明交往的样板。图为敦煌莫高窟第320窟的壁画。敦煌研究院供图
斯芬克司(狮身人面像)位于埃及哈夫拉金字塔附近，长约57米，高约20米，据说由一块巨石雕成，象征法老威严，是古埃及文明最有代表性的遗迹之一。图为古埃及斯芬克司。
《汉穆拉比法典》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象征。这座在公元前18世纪建造的玄武岩石碑，上端有汉穆拉比从太阳神沙马什手中接受权杖的浮雕像，下面用楔形文字铭刻法典全文。法典除序言和结语外，计有3500行、282条，包括诉讼手续，财产权，损害赔偿，租佃关系，债权债务，婚姻家庭，继承以及买卖奴隶等内容，是迄今世界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法典。图为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的《汉穆拉比法典》。
印度阿旃陀石窟凿于一处马蹄形暗色岩陡崖上，其形成年代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5至6世纪。它集古代建筑、雕刻、绘画之大成，融佛教信仰、文化变迁、社会生活于一体，既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又饱含深厚的历史底蕴。图为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拍摄的阿旃陀石窟外景。新华社记者张迺杰/摄
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国与欧洲的文明交流互鉴源远流长，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繁荣发展留下无数佳话。歌剧《图兰朵》讲述了一个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传奇故事，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中国和意大利的表演艺术家，以京剧表演艺术和现代舞美设计重新演绎《图兰朵》，广受好评。图为2019年2月5日，实验京剧《图兰朵》在意大利罗马上演。新华社发龚晴/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命题，这个命题为我们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理解全世界日益成为命运相关的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从文明演进的角度，试图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也是最重要的属性；二是近代以后，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历史日益转变成“世界历史”，多样的文明愈来愈承担着共同的使命，即构建人类共同的家园。
一
人类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样化的，多样化体现着文明的本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该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观，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
最早的文明多是大河文明，大河为人类先祖们提供了交往的便利，正是频繁的交往，包括交换、掠夺、征服与战争，还有通婚、结盟等，为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为了生存的需要以及生存得更好，他们总是吸取来自四面八方的新鲜事物，产生出新的思想，因而改变生活的方式。文明是在交往中形成的，没有交往就不会有文明。这让我们知道，文明在它生成的那个时候，一定是多种思想和多种生活状态相互冲击的结果，多样性正是文明产生的必要条件。
事实正是这样，早期文明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一般来说，世界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两河流域，而两河流域恰恰是远古人类便利进出、方便往来的一个十字路口，四面八方的人群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最早的文字、宗教、社会分化和国家建构等，的确是发生在这里。远古时期，这里出现过一批地区性的霸权国家，像阿卡德、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等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古代强国。
古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完成了上、下埃及的统一，法老作为太阳神的子孙牢牢地控制着国家，实行神权加王权统治。这样的制度，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见到文明的曙光时，已在尼罗河流域维持了近2000年，其理念和框架基本不变。如此稳定的政治结构，在古代世界实属少见。但这个文明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统治下慢慢解体了，最后融入了伊斯兰世界。
印度的情况又不同。印度河流域曾经有过远古文明，后来雅利安人到来，消灭了原有的古老文明，带来了种姓制。在种姓制影响下，南亚次大陆长时间小国林立，政治上相当动荡，但社会结构却高度稳定，一如磐石。种姓制使社会阶层几乎不变，相互关系也几乎不变，因此无论政治上如何动荡，社会状态却是固定的。政治的不统一和社会结构的超常稳定是古印度的显著特色，这种情况使印度次大陆屡遭外来入侵而难以抵抗，直至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但希腊文明和前面几个古代文明显著不同。第一，它的源头在地中海东岸，换句话说，“西方文明”起源于“东方”。第二，古希腊也在水边，但那是一片海、而不是一条河，这让希腊人有更广阔的水上活动空间，结果造成了向海外殖民的传统。第三，古希腊以“城邦”为其政治结构，这使它在整个古代世界与众不同，大约200个城邦分割了希腊这块土地，彼此间冲突不断、战争不断，结果，古代希腊城邦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古希腊的另一个特点是城邦公民民主制，这被后来的一些人说成是“普世”的。然而需要指出这样一些事实：第一，古希腊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十分之九的人不是“公民”，并不在“民主”的范围内。第二，在希腊数百个城邦中，伯里克利式的雅典民主是一个特例，在雅典自己的历史上，也只存在了几十年；至于在其他希腊城邦，比如斯巴达，则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人们普遍认为是雅典的制度造成了雅典的失败，而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民主制的负面评价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政治观念。将古代希腊乃至雅典说成是古代世界的“标准”模式，其实是后人的编造。
古代中国发展出了独特的文明，在许多人眼里，它既神秘又难理解。中华文明有多重起源，黄河不是唯一的摇篮。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有众多的文明结合点，这些结合点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的方向发展。4000多年前，夏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国家；至少在3500年前，商朝用文字记录了它的存在；3000年前，周天子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的分配形式和社会的等级秩序。分封制出现的时候有它的道理，适合大面积土地的分层管理，但它最终却造成严重的社会解体，战乱延续了数百年之久。有过这一段经历后，秦始皇在公元前3世纪统一中国，统一从此就成为中华古代文明中最珍贵的遗产，它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保证了国家的永续长存。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政治统一是它的保障。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粘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活在严重动荡的时代，战乱不断，他希望回归秩序，恢复和平，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将人和自然都置于其中。这套学说承前启后，倡导和平、反对战争，颂扬公德、斥责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精神载体，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文明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相比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社会就已将孔子的学说(精神载体)与帝国的结构(政治载体)契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社会动乱，民生就遭殃。孔子的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观念，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相比之下，精神载体与政治载体的结合，在其他文明中就没有那么顺利，比如在欧洲，思想与国家长期不能对接，这对它后来的发展造成极不利影响。如果说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世界上有两个帝国即汉和罗马，它们分别称雄东西方，均盛极一时，是当时的“超级大国”，那么在“蛮族入侵”后，罗马帝国解体了，西欧进入封建时代，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分离，所谓“上帝与凯撒各管其事”。中世纪的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落伍了，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几个文明光彩迷人，包括印度、阿拉伯、奥斯曼土耳其，甚至拜占庭都是这样。中华帝国则一枝独秀，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估算，在18世纪之前的1000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始终世界第一，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局面长期不变。
为什么在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东方始终“先进”、西方一直“落后”？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西欧的封建制度使社会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处在无穷无尽的动荡和战乱之中。这种情况在中国此前1000多年前就已经历过，秦汉的统一才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因此，西方想要摆脱中世纪的落后，就需要整合社会，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个过程是从西欧中世纪晚期开始的。
二
文明之光最初出现时，是在无边的黑暗中点亮蜡烛，烛光所及，只照亮周边一小块，其光影孤独。因此，如果在广大的地区只燃起一支蜡烛，这支烛的光亮就很容易被扑灭，风吹雨打而不能经久。只有在相隔不远的地域里连续出现文明的光亮，彼此之间相互辉映，此生彼长，文明才能够延续并成长。所以，不同文明生长点之间的相互支持就成了远古文明维持下来的必要条件，这正说明：交往为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文明是从“点”开始的，“点”是文明的发源地。通过点与点之间的交流与接触，点就连成面，面再连成片，片继而连接成文明圈。圈与圈之间相互沟通，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历史”。这是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共同的命运意识是从最小的基本单位“点”开始孕育的，以后才越扩越大，最终扩充至全世界。
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是由中国历史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它高度总结了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现象，也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人类从分散到聚合、最终连接为整体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由片到圈、再到全世界，这就是文明生长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历经几千年演进，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世界上形成了几大文明圈，主要有东亚文明圈、南亚文明圈、西亚北非文明圈和欧洲文明圈，还有一个文明圈正在形成中，即美洲印第安人正在成长的文明。每一个文明圈都包含着若干亚文明圈或亚亚文明圈，以及更小的文明范式。文明圈、亚文明圈、亚亚文明圈等有共性也有个性，文明的多样性十分明显，由此组成五彩斑斓的世界。那时候，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尽管它们有可能相距遥远，彼此不了解甚至没有来往，但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存在哪一种文明高于其他文明的情况。
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出现，它的出现改变了这个格局。从中世纪晚期起，西欧就开始了重新整合的过程，封建时期碎片化的欧洲按地域整合，形成一个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与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国家”都不同，它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政治载体)，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精神载体)，政治载体和精神载体由此结合。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改变了此前1000年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状态。
这样，从1500年前后开始，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一种新的文明在西方兴起。它以资本和市场为动力，在整个世界无限制地扩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主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本是中轴，工业和商业围绕它旋转，崇拜上帝变成了崇拜金钱，科学和技术是它的工具。“西方中心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普世”之说也由此而起。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把西方说成是世界的共同方向。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了。
西方的扩张从新航路开辟起，对殖民地的争夺也愈演愈烈。但是当工业革命爆发、资本携带着工业的力量冲向世界时，全世界就都无法抵挡了。经过几百年的争夺，到19世纪末，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西方的霸权终于确立。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多种并存的局面似乎走到了尽头，一种“文明优越论”随之而生，它将西方文明视为“先进”，将其他文明都斥为“落后”，并且预言：西方文明将一统天下，全世界都将按西方的模式被重新塑造。然而，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表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三
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各种文明原本处于基本平等的状态中，而西方的殖民扩张打破了这种平等，最终树立起西方的霸权。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边远的文明(如印第安文明、西非古文明)被消灭，人类古老文明的核心区，比如西亚、北非、印度和中国，则一一落入西方的手中。文明间的平等关系由此不复存在，诸多文明面临着生死危机。
汤因比认为，挑战与应战是文明生存的机制，决定着文明的消失与延续。我们且不论这种理论正确与否，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恰恰在西方霸权登峰造极、众多文明存亡危殆时，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形成了，这个运动叫“现代化”。文明复兴的过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复兴的工具恰恰是现代化。通过现代化，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而追赶西方。到21世纪开始时，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已取得巨大成就，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正在到来。
现代化是从西欧开始的，现代民族国家是这个过程的起点。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那些事件，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航路开辟、科学和技术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都属于西方的现代化。今天，西方已经普遍完成了现代化，但文明的多样性却没有消失，相反，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即使在西方国家范围内，情况也是这样。
首先，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英国用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法国采用革命的暴力，德国因自上而下的变革自成一统，美国作为殖民地，则需要先独立、再发展。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后，英国采用“自由放任”的模式，法国基本如此却有所偏离；德国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表现得极其“异类”；美国虽按英国的模式走“自由放任”的路，可是在20世纪，它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实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
其次，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不同的。政治上，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美国采纳共和制，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区别非常显眼，从而使英、美之间的差距更加拉大；就选举方式看，英国人采用“领先者获胜”，美国人发明“选举人制度”；至于“三权分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真正把“三权分立”作为制度设计的只有美国，因此美国的模式并不是样板。在社会制度方面，欧洲国家实行福利制度，美国却弃之如敝屣，把它看作是懒惰的“温床”。
再次，西方国家在它们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英国从“自由放任”到福利社会，法国从革命道路转向改革，美国改变种族歧视政策，至少在法律上承认了种族平等。这些都说明，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也会有不同的形态，文明的多样性是一种常态。
西方国家尚且如此，那么当现代化的浪潮冲向非西方地区时，现代化的多样性就更加明显了。我们看到，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我们看到，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比如拉美模式、东亚模式、苏联模式，当然还有中国方案；我们看到，甘地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纳赛尔提倡阿拉伯社会主义，曼德拉反抗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所有这些人都在他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过独特作用，为他的国家的现代化注入了鲜明特色。可是所有这些成功又都是不可复制的。当西方国家企图以武力手段改变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制度、建立所谓的“民主大中东”时，“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不仅让中东血流成河，还把灾难引向欧洲自己。总结这些历史事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
但普世主义的西方理论只承认单一性，不承认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福山说：历史终结了，人类历史走到了尽头。这个逻辑在黑格尔那里就有了，不同的是，在黑格尔那里，普鲁士是尽头；在福山这里，美国是尽头。然而连美国自己也还没有走到历史的尽头，人类又如何走到了尽头？
文明的多样性是不是意味着必定冲突、而冲突又意味着你死我活？为什么不能如中国古代哲人所领悟的那样：“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或者如中国谚语所指出的那样：“和气生财”、“和为贵”？在中国人看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代世界容得下多种多样的现代文明，现代化将塑造一个更丰富多彩的世界。经过100多年的现代化努力，许多古老的文明获得了新生，它们恢复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现在被重新扭转。亨廷顿说这是“文明的冲突”，毋宁说这是“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间的关系重新平等；“回归”也意味着人们更多地思考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现代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自由与约束的关系，等等。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只有依靠所有文明——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共同努力、携手共进，才能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
21世纪是一个新世纪，我们正面临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文明将共存，人类将共荣，毕竟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只有共荣才能共存。人类文明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当世界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时，构建共存共荣的命运共同体，不仅是重新获得平等地位的世界各种文明的共同责任，也是共同的理想。
四
在伸张文明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应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应如何对待自己、对待其他国家和其他文明？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传统，历史上有过辉煌，也有过苦难。近代以来的曲折没有泯灭民族的灵魂，经过几代人近200年的前赴后继和艰苦努力，它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局面，正在经历伟大的民族复兴。经过近几十年现代化的奋斗，古老文明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再次站了起来，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看当今世界，无论其多么纷杂，只有一个潮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顺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基于这一立场，我国已经并将始终投身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从公元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延续40余年的冷战，教训惨痛而深刻。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自古以来就懂得“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中，我们珍惜发展的机遇，也愿意以中国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我们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一起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
坚持共同发展，共生共荣。人类发展到现在，已经结成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中国人古老的智慧。如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而单独发展自己了，更不可能靠损人利己单独发展。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我们愿和世界人民共享发展的红利，让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
坚持平等待人，永不称霸。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毛泽东同志说：“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他还说：“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如今，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中国人从来就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而是提倡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尊重世界各国人民，尊重世界各种文明。“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万紫千红才是春。各种文明只有和各民族的历史需要相结合，和时代的变化相适应，文明的长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我们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反对任何形式的“文明优越论”，反对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
秉持开放心态，学人所长，补己之短。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邓小平同志曾经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华文明自身的成长，就是融合多种文明、向其他民族学习的过程。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意义更加重大。
当今的世界已结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全世界人民同舟共济，共同发展，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我们应该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编织出斑斓绚丽的图画，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多样的文明在现代世界交流互鉴、同生共长，共同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作者：钱乘旦
作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