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中国的发展震惊世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不仅是中国发展速度的迅猛和成效的显著，更在于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浓缩了人类社会变迁的诸多历史进程，而社会转型也促使中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不禁要问，70年来中国发生了哪些社会转型？它们对中国的发展有何积极作用？

　　今天，思响哥推荐阅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凤刊发在《人民论坛》的文章，一起从民生改善、体制创新、公平正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个方面了解70年来的中国社会转型。

　　1、民生为本：从贫困社会向小康社会的转变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然而由于资金存量的严重不足，国家对资源、产品、劳动力，甚至消费资料，均采取了计划分配的方式，以期用较短的时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合理地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导致劳动者动力不足、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以及平均主义盛行，不可避免地产生贫困。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约97.5%，以乡村户籍人口作为总体推算，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一个社会发生变革，总是来自于生存所面临的危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市场化改革首先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由过去的重工业部门优先发展向居民部门倾斜，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为全球的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说增进民生福祉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发点，那么共同富裕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落脚点。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对美好生活有着更加强烈的向往。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时代的人民生活富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共同富裕的“共同”上，要通过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带动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切实脱贫，使全体人民一个也不能少地共同迈入富裕社会。二是体现在共同富裕的“富裕”上，要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理念，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使人民群众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时代的奋斗目标，通过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不均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使我国真正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

　　2、体制创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秩序的维护是政府单方面的事务，由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自上而下的管控。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成员由原来高度整合的单位中不断被分化出来，导致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同时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由此引发的人口流动，是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社会转型过程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居民组织、社会公众等都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理论上讲，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都是为了维护和达成社会秩序，对社会领域的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的管理过程。不同的是，社会管理将政府视为管理主体，强调政府单向度的约束，强调政府作为一方主体对全社会多方客体的管理和控制，强调政府自上而下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多向度的协商与合作，政府和民众都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各主体之间通过平等合作，从而达成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将社会治理理念取代社会管理，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达成不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务，而是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共同的事务，政府不再是单一的管理主体，治理过程也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控，而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与进步，最突出的就是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模式的创新，具体包括：一是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都要以此为目标取向。二是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系统治理要求社会治理不仅是政府的工作职能，而且社会各界要一起参与，形成社会共同治理的局面；依法治理要求社会治理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综合治理要求社会治理手段要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源头治理要求在社会治理上要防微杜渐，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三是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机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从管理到治理这一字之差，成为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理念深刻革命的生动写照，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飞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种社会治理精细化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社会组织是共建共享社会治理中最活跃的因子。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约40万个，其中街道社区管理32.7万个；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75万多个，人民调解员300多万人，全国去年调解各类矛盾纠纷953.2万件；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志愿者超过1亿人，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12亿小时。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的多方联动，通过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3、公平正义：从金字塔型社会向橄榄型社会的过渡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分层特点是以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工人与干部身份为分层标志，而在经济上、财富分布、收入分配等方面是寻求均等化。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地位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程度显著下降，而经济地位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程度显著上升。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从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经济不平等的后果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贫富差距升高。

　　关于收入分配的格局，人们往往用金字塔形或橄榄形的图示来表示。所谓金字塔形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中低收入者占绝大多数，而高收入者较少。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相对较少，而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格局。一个理想的社会类型应是衣食有余、人人富足、共同富裕，但也必须承认人的禀赋能力存在差异，富人与穷人必然相对存在，因而理想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对社会贫富分化进行调节，并对社会利益冲突进行缓冲。但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贫富分化比较严重，没有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过渡带，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

　　我国在市场化的转型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呈现长期上升的态势，我国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30上升到2008年的0.49，之后略有回落，近年来稳定在0.47左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要实现的目标是：“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因此，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培育中等收入阶层，是新时代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准是什么？这个群体在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中占多大比重？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生活比较宽裕，相对于高收入者和收入较低的贫困人口来说，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按照这样一个标准，中国学者进行了估算，发现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阶层占比保守估计为22%，较高估计为27%，在国际比较中，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所占比例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正处于从金字塔形社会向橄榄形社会过渡的初级阶段。因此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任重而道远，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别、促进社会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要加强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培训；促进大学生合理就业；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有技术和有知识的劳动力成长为中等收入者。

　　4、美好生活：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农副产品以统购统销为主，消费品实行调拨分配，大多凭证定量供应，市场处于全面紧张状态。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消费者没有选择自由，同时由于消费者收入水平低，金融资产少，不存在消费信贷，消费者表现为当期收入当期消费的特征。因而改革开放前，消费者主要关注的是生存性消费品，集中在食品、服装和日用品消费上。

　　改革开放初期，消费者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国家逐步取消了价格和票证的管制，消费品价格已逐步演变为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二是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不断得到放松，贷款消费成为可能；三是消费者的工资收入得到增长，预算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放松，这个时期居民的储蓄量也在快速增长，跨时消费选择成为可能；四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示范性消费的影响不断增强；五是营销手段的创新，广告等大众传媒不断塑造消费品的意义，由此对消费者的激励作用不断强化。以上五个因素同时作用于消费者，对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消费者逐步进入了以改善型为主、多种消费动机共存的消费升级阶段。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消费者的关注点是在家庭耐用消费品上，尤其是在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物品上，那么进入本世纪以来，消费者的消费进入快速升级阶段，突出表现为住房、汽车等高价值量的商品消费方面，由此带动了装饰装修、家具、家居、家电等商品消费规模的显著扩大。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上购物持续高增长，信息消费和服务型消费等也出现快速增长趋势，由此带动了休闲、娱乐、教育培训等新兴消费业的快速崛起。随着社会分层的不断细化发展，电影、电视以及短视频等对消费品意义进行了符号性的建构，这对消费者的消费认同产生重要影响，消费者对品质、品牌商品的消费需求日益增加，而且健康、绿色、环保、安全等的消费理念也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重要标准。

　　在消费品的升级换代过程中，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可持续增长，一是要加强消费品的供给侧改革，通过加强供给结构调整，增加商品品种，适应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提高供给质量和针对性；二是要加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和消费者外部环境的改善，依法治理消费市场秩序，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使人民群众放心、安全地消费；三是要建立供需结合的大数据分析平台，提高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基础上，鼓励理性消费，提倡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性消费。

　　消费的作用和意义，除了能够提升消费者福祉之外，也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当前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扩大外需市场的难度加大，而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又处于居民消费升级的阶段，消费形态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消费品质从低端到中高端转变，消费的结构升级，对保持“稳中有进”的经济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进入新时代之际，消费升级是重要的增长动力，政府和企业应从多方入手，消除制约消费者需求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释放出新的、更多的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