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涝、干旱、沙尘暴……近年来全球一些地区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强度增大，给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风险与挑战。有科学家认为，其原因在于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2摄氏度。
地球生命的发展、进化、演变，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是生物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出现之后，形成了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特别是工业革命改变了地表形态、加速了文明进程，但工业发展也排放出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工业革命前约为280ppm(每百万个空气气体分子中所含该种气体分子数)，现在已升至超过400ppm。英国泰晤士河1814年以后完全没有冰冻，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冰川自1850年后已消失一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碳排放有所下降，但变暖脚步并未停止。有专家预测，如不采取措施，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比工业革命前上升3.7—4.8摄氏度。这很可能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系统性破坏，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安全。
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一个清洁美丽世界，从1990年联合国启动政府间气候谈判，到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达成，国际社会一直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提出，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控制到1.5摄氏度以内而努力。这需要到203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较2010年减少40%—60%。我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作出“碳达峰、碳中和”郑重承诺，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展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决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据经合组织统计，目前已实现碳达峰的国家大部分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碳达峰大都是自然形成的，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有50—70年的过渡期。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当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一方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靠发展，因此能源总需求一定时期内还会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目前化石能源比例和高耗能工业比例较高。这意味着，我国从现在开始用1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再用3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需要施加更严格的目标约束，难度比发达国家大得多，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从“十一五”时期提出并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设置“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专篇并作出具体部署，我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了巨大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20年底，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降低约48.4%，超额完成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下降40%—45%的目标，全国重点城市PM2.5平均浓度较2013年下降超过四成。艰苦卓绝的努力换来的是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和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才能“得其大者”。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加快形成节能环保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同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打造全球环境治理新格局。（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