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为广州市花都区卫某垃圾综合处理厂实际投资人和管理者。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李某让工人将未经处理的原生垃圾及筛下物非法倾倒、填埋于厂区山体。至该企业被花都区环保局责令停业，近十年时间，这里竟形成一座“垃圾山”。垃圾倾倒区域植被遭严重破坏。经测算勘察和鉴定评估，受污染场地面积约3.88万平方米，垃圾倾倒量约39.3万立方米，重量为24.78万吨。

　　为防止被告转移财产，确保生态环境修复，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启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程序后，依法先对垃圾厂、李某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查封李某名下全部财产超1000万元，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后，法院判决该垃圾处理厂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服务功能损失费、鉴定评估费及其他合理费用共计1.31亿余元。目前，涉案场地垃圾已清除完毕，基本实现复绿。

　　我国民法典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规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为追究违法者的生态损害责任，行政部门作为赔偿权利人，可以发起诉讼。检察机关也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行政公益诉讼。

　　据最高检统计，从2017年7月至2021年6月，检察公益诉讼已全面开展4年，共提起诉讼19695件，包括行政公益诉讼2336件，民事公益诉讼17356件，从领域分布来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14175件，占71.97%。

　　根据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存在违法行为的，符合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条件的案件，告知赔偿权利人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未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或者经过磋商未达成一致，赔偿权利人又不提起诉讼的，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受损害状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将其概括为“监督+支持+补位”。不同监督方式，聚焦的问题也不一样。具体在行政公益诉讼中，争议焦点主要围绕是否存在公益损害、被告是否具有法定监管职责、是否依法全面履职等；在民事公益诉讼中，争议焦点主要围绕违法行为是否损害公益、公益损害认定的方法和结论、责任承担的方式和内容等。

　　此外，对于如何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各地也有不少探索实践。据了解，检察机关针对一些难以鉴定的公益损害，探索以专家意见、专业评估等方式确定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经济日报记者李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