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观察

　　“醉驾入刑”执法标准是否需改进

　　再过一个多月，“醉驾入刑”将满一年。

　　“醉驾入刑”效果如何？3月3日，清华大学法学院邀请部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和法学界、实务界人士进行了研讨。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1年5月1日至12月3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23.8万起，较2010年同期下降45%。其中，醉酒驾驶3.8万起，较2010年同期下降45.3%；全国因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716人，较2010年同期减少205人，下降22.3%。

　　全国政协委员、法学家杨海坤说：“‘醉驾入刑’一年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一个艰难而巨大的转变，是国家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内保大队大队长宋玉兰认为，“醉驾入刑”的初步效果非常好，“我在各种场合听到过老百姓的反映，人们对于酒驾危害性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深刻。”

　　但是，近一年来，围绕着“是否所有的醉驾都应一律入刑”、“目前公安交管部门判断醉驾标准是否可以改进”的争议一直存在。当天与会的不少人士纷纷表示，“两高”应该尽早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廓清这些疑难问题。

　　醉驾是否应该不问情节一律入刑

　　“醉驾入刑”曾经历过一番博弈。考虑到犯罪记录对个人的影响甚大，公务员在触犯刑律后将被开除公职，《刑法修正案(八)》最初的草案规定，醉酒驾驶必须达到“情节恶劣”，危险驾驶罪才能成立。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一审时，有人提出这样处罚面太窄，与民众要求严惩醉驾的呼声有距离，于是，后来的第二、三审直至提交表决的草案都删去了“情节恶劣”的表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曾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解释，对醉驾规定得严苛一些并无不当，如果规定情节恶劣才入罪，民众会觉得法律越改越松。

　　最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醉驾入罪的前提条件。但是，有学者认为，这样与《刑法》第13条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能存在矛盾。

　　当天的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举例说，如果有人醉酒后在停车场挪车，没有发生事故，后被交警查获，诉至法院，法院可以依据《刑法》第13条认为不构成犯罪，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对这些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酒驾车行为，如果按照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仅能处以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处罚的力度明显低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之前，第91条的原条款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处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实践中，有的地方明确要求对醉酒驾车采取“零容忍”，一律入刑，检察机关不能不起诉、法院不能不判决。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处罚的衔接问题，但似乎与《刑法》第13条规定并不吻合。

　　事实上，早在2011年5月10日，《刑法修正案(八)》刚刚实施时，醉驾是否应该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入刑就引起了很大争议。

　　当时，在全国刑事审判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张军表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精神，对醉酒驾车的案件要区别对待，慎重处理，不宜一律入罪。一时间，“最高法为权贵阶层留口子”、“越权解释法律”的指责铺天盖地。当时，不少刑法学专家纷纷发表观点。

　　清华大学教授张明楷撰文称，醉驾属于抽象危险犯，主要存在这种危险就行，不需要司法人员对这种危险进行判断。如果完全没有危险的行为，本罪不可能成立。例如，在没有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因为不具有抽象的危险，不应以本罪论处。张明楷的解释在刑法学理论界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则主张，对于醉驾具体的危险性，需要交由司法人员进行判定。他说，实际生活中，有的人自己主动狂饮、事后又坚持自己开车，有的是在他人力劝下醉酒、事后因故未找到代驾而驾车；有的人是在车流密集的繁华地段醉驾，有的是在人车已经稀少的深夜醉驾等，“如果交警一测，酒精含量达标，就认为是犯罪，未免太简单化。”这种看法跟最高法的态度非常接近。

　　不过，普通民众管不了这么多。在他们看来，不问情节一律入罪正是“醉驾入刑”最大的亮点。

　　与会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关于“醉驾入刑”的立法过于“粗犷”，应当通过司法解释使之更细致、具体，从而使实际处罚结果的威慑作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