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作经验：查《辞海》写海岛小说“真能忽悠”

　　莫言曾经有过当兵的经历，而且还被提干过。他回忆说，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比得了诺贝尔奖还激动”。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军官就意味着不用回农村，命运彻底改变了。

　　不过莫言最终还是选择了文学道路。从198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至今，莫言出版了众多篇幅不等的小说、散文集，以及影视文学剧本和话剧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十几种语言，并先后斩获了海内外诸多奖项。

　　谈到自己的早期作品，莫言说那时候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今回过头来一读，发现都是模仿之作。当然模仿得比较高明，不是一字一句抄的，而是模仿人家作品的氛围、语言、感受，那种节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背后的范本在哪里。

　　莫言当时为了找素材可谓挖空心思。他本来在山里面服役，但是要写海岛的小说，没有生活怎么办？只好查《辞海》，把《辞海》有关大海、海浪、台风、海底植物、鱼的名字，查了很多，写了一篇《岛上的风》。莫言笑称，现在看那时“真能忽悠，写的像真事儿一样的。”

　　提到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广为人知的《红高粱家族》，莫言称现在已经写不出，“写出来的肯定是另外一部作品”。因为那种胆大妄为、天马行空，已经无法做到。

　　他认为，作家的创作风格是和他整个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当年写《红高粱》，没什么理论，就感觉应该那样写，结果还挺好。后来读书读多了，理论学多了，反而觉得要雕琢，搞出来一看就很匠气。

　　多年的创作过程中，莫言坦言也有不少煎熬的时刻。碰到写不下去的时候，自己会抽烟、来回散步、转圈、抓耳挠腮，或者看看电视、杂书。

　　他回忆说1990年有一段时间，自己曾经在40天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本来是2005年想写的。但写了大概5万字之后，就写不下去了。感觉突然无法继续，人物到底该怎么发展不明确了，结构问题也没有想好。于是只能把它放下来，写另外一部《生死疲劳》。写《生死疲劳》的时候突然感觉非常顺，只用43天就写完了40多万字的初稿。之后过了两年，才重新把《蛙》拿出来写，那会儿一下子就感觉明白了，写起来势如破竹。

　　关于文学生态：文学相对落寞很正常

　　最近一些年，纯文学的境地不复往日，不少人怀念起上个世纪80年代民众对文学的热情。

　　对此，莫言表示，现在文学相对边缘、落寞，比较正常，没什么坏处。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写作，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读小说。还有电影、音乐、美术，同样可以陶冶性情，提高人的艺术修养。

　　“你不可能再幻想80年代初期那样，搞一个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育馆万人还满座，一部短篇小说出来千人传颂，天天像过节一样。那是不正常的。”他说。

　　当被问到此次获奖的影响，莫言连说：“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

　　他认为自己此次获奖，不会对文学有长期的影响，“很快就过去。大家该怎么写还是会怎么写”。民众对文学的热情也会很快过去，一切还是会按照生活自身的规律去发展。

　　对于“近期作品较少”的原因，莫言解释说，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另一方面写得多了就容易重复，而自己不愿意重复。

　　在莫言看来，作家是写人的，也是写人心的，只能通过写作改变自己、改变社会。文学作品发挥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这种作用是非常微弱的。

　　但毫无疑问，读读严肃文学，读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方面可以增加对社会、对人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丰富自己的内心，使自己树立人生的价值标准，明白到底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