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善良的风俗和健康的伦理都是值得珍视之物，也受法律保护。然而，在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大V”嫖娼事件中，有人搬出“私人空间”论，认为公安部门对这一行为的查处，是公权力对私域的侵入。此说令人惊诧。

　　在这种说法看来，私人空间不是公权力干涉的范围。持此论者大概不清楚，案件是在淫秽场所破获的，他们可能也没有阅读过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相关条文，这些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对卖淫嫖娼、容留他人卖淫，以及聚众淫乱等行为的处罚措施。难道一扇关着的门就可以把法律挡在门外？一个所谓“私域”就能免除法律的管辖？

　　而“性权利是个人权利，国家无权干涉”的说法，也在玩偷换概念的游戏。性权利不是性交易的权利，尽管交易主体处分的是自己的身体，但是交易行为本身有社会性，会对社会风气和道德造成玷污。正因此，很多国家不仅将性交易看作违法行为，而且与之相关的行为，如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等都在违法之列。

　　不论是“私人空间”说，还是“个人权利”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个体置于社会之上，甚至用个体排除社会。这些论点透露出的个体观，是纯粹基于欲望和私利的个体，是被矮化和抽空了社会属性的个体。发轫于这种个体观之上的绝对的、排他的权利观，即使在西方国家，经历了20世纪“私法社会化”浪潮之后，也无法被广泛接受。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城邦的动物。离开了社会和群体，人也不成其为权利主体了。

　　“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古人讲的这句话，用于描述一些人，也恰如其分。他们在评论公共事务时，一副超然物外、言为天下范的架势，可一到私人领域，就摇身一变，弃置身后。我们固然不能要求公共领域发言者均为道德楷模，但至少要以法律为底线。

　　公共领域不是由狡辩构成的。谈论公共事务的人如果不修私德，何以正己正人？那些漂亮的句子、反讽的表达，最终像飞去来器一样，落在了自己身上。这个道理本来平常，但是在一些人幽暗的线下生活里，竟然显得如此稀缺，可叹复可悲。

　　今日中国，价值观的多元为一些伦理失范行为提供了土壤，但这不是“笑贫不笑娼”的理由，“私域”说更不是不法行为的遮羞布和避风港。如果说“大V”嫖娼事件给了我们某种启示的话，那就是：任何人都无法用公共影响力竖起“私域”围墙，免除社会规范的制约。法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并将继续说明这一点。(钟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