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误听谗言，“整周”风波骤起

　　睡眠对于晚年身患重病的毛泽东来说，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每次睡觉时犹如面临大敌，要经过一番痛苦折磨，才能入睡。入睡后决不能被叫醒，否则连续几昼夜无法入眠。

　　周恩来反背双手，来回踱步，感到左右为难。此时，基辛格再次求见。周恩来沉思良久，权衡再三后，决定和叶剑英等人一起会见基辛格。

　　会见时，基辛格再次提出上述那个问题。周恩来则按照原定的会谈口径回答：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并强调一切需请示毛主席再作决定。

　　周恩来的上述回答在《基辛格秘录》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书中的“会谈备忘录”一节写道：“周总理：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同你方协商之前，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基辛格的最后努力没有收到成效，只能带着遗憾也带着中国总理和元帅的“谢谢”外交辞令离开了中国。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马上来到毛泽东住地，将会谈内容报告给已经起床的毛泽东。毛泽东静静听完汇报后，没有提出什么不妥，他收下了书面报告，和以往一样起身目送周恩来走出书房的大门。

　　可是第二天，周恩来就得到消息，外交部有人在毛泽东处说他对外谈话说错了话，接着江青一伙将问题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周恩来擅自做主接待基辛格，这不符合外交原则，再说接待计划中也没有基辛格回拜周恩来这一项活动，而且他们还对基辛格说“谢谢”之类投降性的软骨头话。

　　毛泽东本来对基辛格的“求助”提议就不快，听到周恩来“私见”基辛格等谗言后，更加不快，于是大发雷霆：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经过外交部的两位女翻译和江青反复汇报，毛泽东点头“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

　　于是11月17日，基辛格离开中国的第三天，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召到毛泽东住处开会。会上，毛泽东对这次中美会谈提出批评意见。他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后说了一声“谢谢”的“右倾软弱”。

　　当天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于这次中美会谈的批评意见，并介绍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自以为“倒周”时机已到，攻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姚文元也从旁帮腔。

　　周恩来忍无可忍，当场予以驳斥。

　　第二天，江青将对周恩来的火发泄在了对外友协关于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于12月上中旬来华作访问演出的报告上，此报告之前周恩来已经批复“同意”要外交部具体办理此事了。可是江青见该件后批道：“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

　　江青此举是想给周恩来一个下马威——我不同意你的“同意”。19日，周恩来看见江青的批示后，他又批：“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

　　江青见周恩来不服，还说“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于是发动同伙一齐上阵。从19日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继续指责对外友协的报告是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活动，攻击此邀请演出是“开门揖盗”，号召“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在江青等人干扰下，原定土两位音乐家访华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而周恩来也从18日之后，进入挨批写检查阶段。

　　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再次忍辱负重违心检查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做得不够”不是江青等人想要的结果，他们继续在毛泽东跟前“谗言”。于是毛泽东进一步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右倾错误”。除了政治局委员(当时与会的在京委员有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李先念、韦国清、纪登奎、吴德、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人)外，毛泽东还指定了其他参加的人员有：刚刚(当年3月)复出、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和仲曦东，黄镇(时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以及有关的翻译人员罗旭、章含之。

　　中央政治局会议很快也升格为有外交部、中联部等外事单位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地点跨出中南海，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

　　王洪文得到了主持批判周恩来会议的大权。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负责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