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垃圾短信，不仅仅需要一次次行动，更需要筑起法律的藩篱，理清市场的秩序，疏堵结合

　　发票、足浴、请家教，卖房、理财、中彩票……手机里，五花八门的垃圾短信来势汹汹。

　　近期，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发布的《2013年度垃圾短信报告》就显示，去年我国手机用户收到的垃圾短信超过3000亿条，相当于每位用户每两天就会遭遇一次“垃圾轰炸”，而“受灾”最严重的北京手机用户，平均每人每天要接收2.22条垃圾短信。

　　手机本是私人领地，垃圾短信却不分时段、不请自来。轻者推销，重者设套，让人不堪其扰、防不胜防，并严重危及个人信息安全。然而，垃圾短信治理已有多年，为何痼疾依旧？

　　表面上看，垃圾短信之祸都是“利”字惹的祸。垃圾短信制作成本低，直达效果好，为发布者节省了大量推广成本，成为不少服务提供商的新利润增长点。而逾3000亿条的垃圾短信，相当于2013年我国移动短信业务量的近1/4，也为通信运营商送上了一份大蛋糕。依附于这三大利益主体，个人信息搜集倒卖者、伪基站设备研发者、运营者也应运而生。相较于垃圾短信这条分工明晰的“黑金”产业链，消费者维权难度大、成本高，常常不了了之，最终助长了垃圾短信的气焰。

　　其实，垃圾短信之祸不源于有利可图，而在于唯利是图。垃圾短信脱胎于短信广告，而短信广告本是通信市场一种常规的商业模式，国外亦有之。通过短信广告，获得商家服务信息、产品折扣代码，甚至通过成为广告接收人换取话费折扣，很多手机用户对这些增值服务并不排斥。只是目前，我国通信服务市场法律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导致消费者知情权被抹杀，信息安全无保障，而短信广告良莠不分、陷阱重重，才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

　　从这个角度看，根治垃圾短信，不仅仅需要一次次行动，更需要筑起法律的藩篱，理清市场的秩序，疏堵结合。出台垃圾短信治理的具体执法依据，提高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与威慑力已刻不容缓。使执法部门在市场监管中“到位”，使电信运营商、服务提供商、广告主“归位”、不“错位”，更使那些觊觎违法利益者不敢“越位”。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强力推行垃圾短信治理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同时，有关部门的眼光不妨再放长远些。如今微信等移动互联网产品正蓬勃发展，如何在市场急速成长时，疏堵结合，规范市场秩序，阻截垃圾信息之祸，也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道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