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胚胎命运如何令人揪心。

　　江苏失独父母争夺子女冷冻胚胎

　　我国法律中胚胎所有权处置问题仍属空白

　　学者倡议国家应考虑特殊情况下代孕部分合法化

　　“请法庭告诉我，胚胎是从哪里出来的？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5月15日，站在江苏宜兴法院的法庭上，原告律师郭伟抖擞一下精神，字正腔圆地发问，但终未得到明确答复。

　　连日来，这桩因双独夫妇同时死亡而引起的胚胎争夺案引来各界注目，法院一审最终以两家亲属均不享有胚胎继承权而无奈收场。孙辈胚胎该归谁？医院有权扣住胚胎不放吗？该考虑失独家庭痛苦允许他们利用胚胎借腹生子吗？民众一遍遍拷问，折射出我国法律对于胚胎所有权继承权方面的空白。与此同时，国内多名法律学者也提过倡议，应考虑特殊群体生育权允许代孕部分合法化，但这些倡议受困于多重因素，至今难以落实。

　　无奈的胚胎，真是无主之物吗？

　　在江苏宜兴，如今像沈杰和刘曦这样，夫妻双方都是80后独生子女的家庭已十分普遍。丈夫沈杰在当地派出所工作，妻子刘曦则在一所幼儿园当老师，他俩通过恋爱相识，继而步入婚姻殿堂。

　　但转眼间，沈杰和刘曦就将至而立之年，生下孩子，甚至最好是两个孩子，成了沈、刘两个独生子女家庭共同的愿望。

　　意外：

　　一场车祸破灭两个家庭

　　因为两人婚后一直未育，2012年在朋友劝说下，沈杰和刘曦来到南京鼓楼医院，准备实施人工授精胚胎移植手术。

　　为了手术成功，医院必须保障培育足够的健康受精胚胎数量以供选择。刘曦的父亲刘金法对记者说，这期间，小两口去了南京好多次，最终鼓楼医院为他们培养了4个受精胚胎。

　　2013年3月20日，沈杰和刘曦获知了一个喜讯，鼓楼医院通知，再过5天，他们就可以进行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夫妇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当天正是刘曦母亲胡杏仙的生日，女儿、女婿满面春风地来娘家为她庆生，吃过晚饭后，两人便坐上私家车，准备回到20公里外的家中。

　　也正是这天夜里，或许是兴奋过头，这对小夫妻在回家途中遭遇了一起严重车祸，双双命陨。出事地点离沈家只有1公里，他们本来应该回到家中，喜悦地给父母一个热情的拥抱，但对于沈刘两家，一切的喜悦，都化为无限的悲痛。

　　出事那年，沈杰28岁，刘曦27岁，三层别墅，顿时空空落落，夫妇俩婚房内所有家具都被搬走，只为不引起老两口的伤痛，无数个夜晚，父亲沈新南独自踱步在儿子房间，一屁股坐在地板上，静静发呆。

　　胡杏仙至今后悔，没有劝说让女儿女婿在家中过夜，“3月20日”被她狠狠地从日历本上撕碎。

　　操办完丧事，沈刘两家都把目光放在存放在南京鼓楼医院的4个胚胎上，这是沈刘两家的第三代，也是沈杰、刘曦唯一的血脉。胚胎成了两家老人生命的支撑和精神寄托，也引发了两家的矛盾——作为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他们都想拥有胚胎的所有权。胡杏仙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在沈杰和刘曦结婚时，并没有约定将来孩子出生后归哪一家。一般情况下，孩子(胚胎)应该是他们(沈家)的，但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的孩子也没了，我们当然想要个孩子，因为这个胚胎和我们是有血脉关系的。”

　　家属：

　　拿出胚胎并非要做代孕

　　争吵到最后，沈新南在江苏宜兴法院将亲家刘金法告上法庭，要求获得儿子、儿媳存放于鼓楼医院的受精胚胎的继承权。但在法庭上，沈刘两家却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南京鼓楼医院。

　　料理完儿女丧事，他们多次来到南京，软磨硬泡向鼓楼医院讨要胚胎，均遭到院方拒绝，理由是“法律不允许”。而宜兴法院也将南京市鼓楼医院追加为此案第三方，要求出庭。

　　法庭上，医院委托代理人郑哲兰表示，目前对试管婴儿冷冻胚胎的属性没有明确，而我国对处置和监管冷冻胚胎有严格技术要求，因此不能将冷冻胚胎交予任何一方。另外从医学角度讲，唯一能让这些胚胎存活的途径只有代孕，但目前中国法律对此明令禁止。

　　而刘金法告诉记者，对于拿出胚胎就要做代孕的说法，他并不认可：“我们目前为止根本还没有去找代孕公司、代孕妈妈，你怎么就断定我拿出胚胎一定会去做代孕呢？这首先是有罪推定，胚胎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做这个手术是交钱做的，这属于我们子女的私人财产，也是我们的遗产，你医院现在有什么权利不给我们呢？”

　　刘金法补充说：“我们拿走胚胎，并不是鼓楼医院保存胚胎的能力不行，我和亲家商量后认为，因为事在风口浪尖上，而我们和医院也结下很深的矛盾，我们害怕医院不用正常手法保管胚胎，因此我们只想换一家上海或者北京的医院长期存放，等到相关法律政策变了，我们再联系做代孕。”

　　根据沈杰、刘曦生前与医院签订的协议，冷冻胚胎的保存期限为一年，如今早已过了期限，这也颇让4名老人担忧。对此，原告代理律师郭伟告诉记者，鼓楼医院在法庭上口头答应，他们不会销毁胚胎，但郭伟认为，因为胚胎的所有权没有明确，即使销毁，也无人有主张胚胎的权利。

　　一审判决后，沈刘两家曾表示将上诉。昨日，郭伟与刘金法都告诉记者，因目前暂未收到法院的书面判决书，还无法进入上诉程序，收到判决后，郭伟将再征求原告方意见，以选择是否上诉。

　　法院：

　　特殊之物无法继承

　　为何沈刘两家都没有主张要回胚胎的权利？宜兴法院主审该案的法官陆亚琴如此解释判决理由：胚胎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任意转让或继承，不能成为继承标的。同时，夫妻双方对胚胎的权利行使也受到限制，必须以生育为目的，现在两夫妻均已死亡，通过手术达到生育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因此原告主张由其监管储存胚胎，法院不予支持。

　　据媒体报道，国家卫生部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规范》(下称《规范》)。其中《规范》在2003年进行修订，对冷冻胚胎的定义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处于既不属于人也不属于物的地位”。胚胎既不属于物，自然不能算作遗产，则沈刘两家难以继承。

　　观点争鸣

　　律师：胚胎不是无主物法无禁止即可为

　　郭伟认为，法院作出判决所依据的“办法”、“规范”均为卫生部一家颁布，而非国家立法通过约束全体公民之法令，其适用范围仅医疗机构，“法无禁止即可为，目前没有哪条法律说他们不能继承胚胎，卫生部这些规范没有明确胚胎所有权主体。但基于国家法律制度空白，基层法院不敢开此先例，这样的考虑我们能理解。”

　　郭伟也认同，医院不敢交出胚胎确有道理。他向记者打个比方，沈刘两家的胚胎就好像存在银行的“存款”，假如存钱人死亡，除非他生前立下遗嘱称存款归谁，那么指定继承人才有权利从银行拿到钱。在没有确定法定继承人时，只有经过法院判决确定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他才能依靠法院判决书，到银行去把钱过到自己名下。除此以外，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将钱交出。

　　此案同样如此，孩子去世之前，没有确定胚胎的继承人，因此两家老人都有继承权，医院如同银行，只要法院没有确定继承人的名字，无论谁去要胚胎，医院都不会给。而如今辅助生殖技术是日新月异，如果拿出去代孕的话，医院可能遭受行政处罚，“虽然目前没有一个明确法律规定，说这个东西可以给或不可以给，医院出于谨慎态度，不把胚胎给出去，我能理解。这也是为何双方不能私下解决，要对簿公堂的原因。”

　　郭伟强调，目前只有沈刘两家父母才毫无疑问地拥有对胚胎的保管权和处置权。所谓保管权，就是可以自由选择医疗机构存放胚胎，所谓“处置权”，“说白了就是监护权，两家父母有权利选择‘张三’这家机构寄存，每个季度去探视一下胚胎是否完好，直到相关法律调整后，再选择是否代孕。”

　　法院的判决将胚胎变相成为“无主物”，即使法院说胚胎属于国家，那也算是说法啊，但若说胚胎属于医院，显然不可能。“但对于我的提问，他们都拒绝回答，规避一切可能，尽量模糊化处理，可胚胎总该有个所有人主体吧？”

　　法学教授：应出台法律助特殊人群代孕

　　“代孕”在中国一直是游走在灰色边缘的敏感词，两年前，四川大学著名法学教授杨遂全撰写了一篇名为《从特殊群体生育权看代孕部分合法化》的论文。

　　杨遂全告诉记者，提议代孕部分合法化，源自于汶川大地震后他对5000多个失去子女家庭的亲身调研，“2010年11月，我受国家教育部委托，应邀参加了国际家庭法协会在日本筑波大学召开的‘现代家庭的再造’的研讨会，做了《地震灾民婚姻家庭特殊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的报告，介绍了这些家庭的实例和困惑。很多家庭失去孩子以后，失去了生活的寄托，再生育一个孩子，成为他们活下去的最重要支撑。”

　　对杨遂全触动极大的是地震后不到一年，33岁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就因为思念7岁儿子自缢身亡。“在日本，我特别强调灾民应有代孕权利，特别是对于四五十岁的灾民，他们自然怀孕困难，生育风险极高，当时有父母甚至说‘要不就代孕，要不就等我死’这样的话，因为他没小孩了，拥有什么财产都没有意义。当时不少志愿者公开表示愿意替这些父母无偿代孕，却因限于法律无果而终。”

　　提到宜兴这起案件，杨遂全认为法院做法欠妥，“在法国曾发生过类似案件，最后也是以医院败诉为终审结果，胚胎不是一般的物，带有生命性质，属于一个家庭自我延续权利的一部分，无论从物权来讲，还是从人身权来讲，沈刘父母都应该有胚胎所有权，而我们《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生育子女的权利，子女也包括他的孙子女，说到底，胚胎的所有权不可能归医院，所以医院不归还胚胎是没有道理的。”

　　杨遂全强烈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法律，规范代孕行为。他认为，四类代孕行为应予以支持，首先是保障独生子女父母，无论子女是否去世，国家都应该无偿为他们冷冻胚胎，配套给他们代孕和提供独生子保险的权利，减少这类家庭的风险；第二类是丧子灾民，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进行无偿代孕；第三类是因为冤假错案导致无法生育子女者，也应该准许代孕；第四类是一般公民，在不违背社会伦理，不影响他人婚姻家庭的情况下，有弥补他们生育缺陷的权利。

　　同时，杨遂全也强烈建议国家打击商业代孕行为，“对于广州八胞胎的父母，国家就应该狠狠地惩罚他们。他们的行为是违背人性的，明明自己可以生，但却不愿意承担父母的责任，同时严重违反了计生政策，这种逃脱父母责任的行为，不管你用多少钱，都是不人道的。”

　　杨遂全介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用立法或判决有条件许可代孕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新西兰、英国、南非、荷兰、泰国、中国香港、美国的佛罗里达、内华达、新汉布夏、弗吉尼亚州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只有俄罗斯和美国的上述这些州准许商业化有偿代孕行为，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只准许非商业性无偿代孕。（记者 武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