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李婧
一个拍客捅出了“卖肾车间”，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令人惊悚的是，“人体器官买卖”这一曾经很少有人知晓的事情，其实悄然形成了一种行当。早在2010年，北京市就宣判了三起贩卖人体器官案件。曾经主审过北京首例贩卖人体器官案件的法官张鹏介绍“此类案件侦破很难，因为供体、受体和移植器官的中介都不会主动报警。”
贩卖器官最高判十五年部分构成“杀人罪”
2010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北京市首例“买卖人体器官案”，“那个时候，对案件判决适用哪个罪名有很大争议。”张鹏法官介绍，2006年，卫生部发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医学伦理学原则的，不得开展器官移植。”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开始实施，该条例明确提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但是，直到2010年，刑法对“买卖人体器官”行为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当时对此类案件是按‘伤害罪’处理，还是按‘非法经营罪’处理，有过讨论。考虑到这些器官中介还是以赢利为目的，最终以‘非法经营罪’进行了宣判。”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刑(八)》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自此，买卖器官行为有了正式的罪名。张鹏法官介绍，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最高可以判十五年。
“但是，如果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都不仅仅是买卖人体器官罪，而是伤害罪，如果造成他人死亡，还是故意杀人罪。”张鹏法官说，目前法律对这种行为的处罚是很严厉的。
供体用假名进行手术案件侦破难
张鹏法官说，他发现这种案件侦破难度很大。他经手的几个买卖人体器官案件，供体都很难寻找，查实也有困难。“首例案件是供体报案的。报案的原因是，他没有拿到全部的酬金，而且要钱的时候被对方给打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这名被摘除了60%肝脏的年轻人报了警。正常情况下，要发现这种案件的线索很困难——供体、受体和中介都不会报案。”
案件侦查困难的另一方面是，这些供体都是使用了虚假的身份。2009年12月28日《卫生部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若干规定》开始施行，该规定要求活体器官捐献人与接受人仅限于以下关系：(一)配偶：仅限于结婚3年以上或者婚后已育有子女的;(二)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三)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仅限于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的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这样严格地规定供体与受体之间的血缘关系，也是为了禁止“买卖器官”行为。为了逃避亲缘关系的调查，器官买卖中介为供体和受体办假证，刻假章的方式，伪造了户口簿等文件，以证明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在假户口簿上，供体都基本上都使用了假名和假身份，成为了受体的“叔叔”、“哥哥”。
“他们一般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在外地豢养供体，配型成功以后在把供体接到进行手术的城市。”张鹏法官介绍，这样隐蔽的行动，令侦破难度进一步提高。
“买卖器官”为何是犯罪?法官：不遏止将破坏社会秩序
北京首例贩卖人体器官的被告人之一，是一名曾经卖掉自己“肝脏”的供体。被告人刘宇(化名)是个打工者，2008年，其父患肠黏膜破裂。父亲必须马上做手术，而手术所需的几万元，难倒了这个农村家庭。其时，刘宇的姐姐已经出嫁，弟弟正在读大学，刘宇背着家里人卖了自己的大半个肝脏。此后，养好身体后，他开始从事“中介”工作。庭审后，他撩起自己的衣服，展示肚子上长长的刀口，他说“凭良心”，没有蒙人坑人，是问心无愧的。“我在北京养身体，接到了接受我肝移植病人的患友打来的电话，问还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提供器官。其在医院已经住了5个多月，还是等不到肝源，知道了我卖肝的事情后，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当时我觉得不是在害人，是在帮助别人。” ”
但是法官的想法与刘宇不同。“买卖器官的行为如果不遏止，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这就像买卖人口，买卖毒品一样，将破获社会公平。那就是说，钱可以买来其他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张鹏法官认为，这种行为不能合法化，一旦被认可，就会导致社会伦理和秩序的破坏。”张鹏法官还认为，一旦买卖器官合法，那么用胁迫、欺骗等手段要求他人捐献器官的行为将难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