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7月，淮河发生了重大水污染事件。
淮河上游因突降暴雨而开闸泄洪，积蓄的2亿立方水被放掉。但这些积蓄水的水质低劣，所经之处，河面上泡沫密布，鱼虾死亡殆尽。
下游居民饮用了经自来水厂处理过的淮河水后，出现恶心、腹泻、呕吐等症状，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54天，百万淮河民众饮水告急。
这一事件引起中央高层重视。1996年，国务院发布《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要求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确保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
正是这一时期，各地区县的环保办公室从隶属的城建局脱离，组成环保局。颍上县环保局纪检组长江明说，1997年颍上县环保局成立时，只有五个人，“一件像样的检测设备都没有，COD(水质的化学需氧量)都测不了。”
集中暴发
“癌症村”频现。2005年，中国疾控中心开始对淮河流域污染严重的县区进行研究
2001年，刘永凯50岁的妻子也查出肝癌。
晚期肝腹水严重，妻子肚子肿胀如钟，刘永凯用吊瓶注射器做了个“排水器”，每周，他都将针头插破妻子的肚皮，腹水随着导管排出体外。
不到半年，妻子离世。
回忆这样的情形，刘永凯面色有些凄然。
这个时期，政府正在大幅关闭沿河污染企业。
在河南沈丘，一些企业被贴封条后，晚上仍偷偷开工生产，“断水断电都不好使，企业主都有本事自己供水发电。”沈丘环保监测站站长曹劲松说，为了能够彻底关闭污染企业，并宣誓决心，“县武装部给我们配备了工兵，直接用炸药炸厂。”
作为奎河发源地，屡受下游宿州指责的徐州，那个时期要关闭沿河分布的120余家污染企业。
“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徐州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黄利民说，当年的整个行动是摧枯拉朽式的，对于不达标的工厂立即封厂捣毁，手续齐备的企业实施搬迁。
当年，徐州环保局成了最热闹的地方，企业老板经常带着工人冲击环保局长办公室，“最凶的几个月，局长办公室门口配备了荷枪实弹的武警。”黄利民说。
与此同时，淮河流域，癌症也集中暴发。
2004年，关于淮河流域“癌症村”的报道屡见报端，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国务院和卫生部指示，“对淮河流域肿瘤高发问题开展深入调查研究。”
同一年10月，国务院召开治淮现场会，认为淮河流域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沿淮四省立下军令状，2010年前完成治理目标。
那个时期，还缺乏系统科学的数据分析，媒体报道只能是暗指“癌症村”与水污染有潜在关系。地方政府则否认环境污染导致癌症。
即便如今，颍上县卫生局副局长白祥成仍然认为，癌症高发是否与水质污染有直接关系，目前尚无定论，“就好比吃辣椒炒肉，你吃没事，我吃了可能就得病，说不清楚。”
2005年起，中国疾控中心调研团队开始对淮河流域污染与肿瘤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使用污染水的地区，与距离河流较远的地区对照，试图探明水污染与癌症高发的关系。至今已经建立了14个县区的监测地区。
当国家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抵达宿州埇桥区杨庄乡程庄村时，淮河流域的村民们看到了希望。“起码国家重视，能喝上干净的水了。”程庄村的村支书席玉柱说。
颍上县未列入14个被研究的区县之列。下湾村的村民，仍在苦寻净水。
“还需十年”
地表水质已有所改善，不过，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说，癌症发病率的正常回归，起码还需10年
2005年9月，颍上县县长到沙颍河视察。车队经过下湾村时，刘永凯突然跪在车队前。县长问，“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刘永凯说，“我们村死人死得太多，我太伤心了，求你想想办法，给我们打口深井吧。”县长说，争取让村民吃上干净水。
当下湾村民满怀期盼之际，这名县长被调走了。
这一年，国家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着手解决农村人口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和血吸虫病区、微生物超标等水质不达标的问题。
2008年前后，在距离下湾村两公里远的地方，一口深200米的机井终于打成。
下湾村民以为盼来了活路。不过癌症还在继续。
2008和2012年，刘永凯的儿媳与母亲分别患乳腺癌去世。
厄运也降临到苑洪亮头上，2013年初，他被检出患有食道癌。
国家疾控中心对沈丘研究区的5万人跟踪3年调查发现，2005年与1973年对比，排除人口老化因素后，男性和女性肺癌死亡率分别上升了14倍和20倍，肝癌死亡率上升了5.23倍和4.80倍。在其他地区胃癌和食道癌死亡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沈丘的这两类肿瘤的上升却非常突出。
“这是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6月15日，国家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企业排放的污水进入河道，污水中的汞、铅、镉等各种化学元素长期渗入地下，“尽管这些年淮河流域的地表水质有所改善，但癌症发病率的正常回归，起码还需10年。”
“200米的井打好了，水也喝上了。可还是死人，我们怎么办呢？”下湾村的村民曾以为深井水是洁净的，但村子里40岁以上的人，普遍出现血稠症状。
治水与生活
尽管众多排污企业已关闭，水质有所改善，但当年粗放发展的遗祸仍在
今年6月7日，安徽宿州埇桥区杨庄乡程庄村，谈到癌症，村支书席玉柱显得失望。他说，现在水是比十年前好多了，但癌症还在蔓延。
杨庄乡紧邻奎河，是宿州远近闻名的“癌症乡”。当地传闻，多年前，杨庄乡产的水稻，无人敢买。
2010年，国家疾控中心编著的《淮河流域重点地区死因监测分析结果汇编》显示，这一年，宿州埇桥区恶性肿瘤死亡人数2150人，沈丘死亡1724人。“比全国恶性肿瘤平均死亡率高1倍，与同区域的对照区相比，甚至高达四五倍。”杨功焕说。
为了维持淮河流域水质，对于未来，相关各省均制定了严苛的“治水”计划。
徐州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黄利民说，按照规划，奎河地表水在“十二五”期间COD含量必须达到小于等于40(毫克/升)，奎河要承受徐州城区25万吨的生活污水，这些污水经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被排放，但根据《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生活污水一级排放标准COD小于等于50即可，“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
徐州市修了人工渠，将黄河古道的水引入奎河，“必要时候冲刷一下，水质就达标了。”
这种矛盾同样出现在河南沈丘段的沙颍河。
沈丘环保监测站站长曹劲松说，由于周围没有适合的水质引入沙颍河，“我们只能祈求多下雨。”
与20年前相比，尽管众多排污企业已关闭，淮河流域地表水质从劣五类改善为五类、四类水，但当年粗放经济发展模式遗祸仍在。
6月3日，颍上县新集镇，65岁的李良波撩起上衣，一排排肋骨凸显，腹部的疤痕很是显眼，“食道切了一部分，我还能多活几年。”
他2011年查出食道癌，他手术完的第二天，67岁的哥哥李良如，因食道癌被推进手术室。
李良波劝苑洪亮赶紧做食道切除手术。思前想后，2013年初，苑洪亮上了手术台，突然又告诉医生不做了。“做了也是死，还花那么多钱。”
“幸亏没做手术，有的做了接着就死，你还能多活几年。”刘永凯安慰苑洪亮。
十年间，刘永凯送走的乡亲，不止100人，如今他也患上了严重的胃病，“送的死人多了，心也硬了，自己得啥算啥吧。”
沙颍河上游，距离下湾村不足200公里的河南沈丘石槽乡孙营村，48岁的李志军年初查出肝癌。
6月10日中午，吃药的时间，李志军用胳膊肘撑住床板，试图坐起来。试了几次，都失败了。肝腹水让他的肚子肿胀如鼓。
门外晒麦子的妻子马桂梅跑进来，把他扶起。
桌子上，一瓶消炎药，还有瓶护肝片，12元买的。
一个多月前，李家的自来水管坏了。水杯里，仍是吃了一辈子的沙颍河水。
□新京报记者王瑞锋安徽、江苏、河南报道
(新京报记者魏铭言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