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的力量，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已经漠然置之。他们身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却已失去与民共处的愿望和热情，失去与民相通的能力和本事。宗旨誓词，只讲不做，在百姓面前轻民、鄙民、欺民、惧民，与群众之间隔膜、棚架、鸿沟、壁垒，以致出现官向官、民向民的对立。正如刘庄村民说的：“对党对人民，那些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的官员，咋不官僚？咋不腐败？必然的！”膨胀时可怕，空虚时可怜，像个气球一触就破，不过区区半张皮。总之，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群众在你心里有多重，你在群众心里就有多重；你心里没群众，群众心里也没你—于无声处，雷霆万钧。

　　所以，史来贺一生不唯官，不唯上，唯对群众有“两怕”。

　　一怕，怕在群众中孤立。

　　初中毕业生张秀贞1960年嫁到刘庄时，就像《朝阳沟》的“银环”。头次参加群众大会，她想，史劳模一定很魁梧，呢子大衣、呢子帽、大皮鞋……台上站起一个人，头系白羊肚毛巾，黑袄黑裤黑布鞋，嗨，就是个庄稼人嘛！

　　老史与村党支部副书记王云邦聊天：“解放前，端着饭碗上街里的饭摊儿，咱们碗里是红萝卜丝、白萝卜丝、白菜心，地主的小瓯里，搁几片牛肉，香油一拌，明晃晃的，咱们看着啥滋味？现在咱们当干部了，啥时候都不能特殊，一些贫困百姓，也是眼巴巴看着的呀。”

　　他与家人约法三章：一不比群众特殊，二不占集体便宜，三不收礼送礼。几十年老伴没乘过他的车，5个孩子也要“夹着尾巴做人”。

　　他任新乡地委书记期间，专车和秘书可以带回刘庄，他说不需要。在新乡市一间房子也没要。

　　他从刚有自行车的60年代起，就要求村里干部，骑车遇到年长的村民必须下车。有了轿车后，村里干部在村内工作不能坐车。外出坐车遇到步行的村民，他总要喊上车捎一程。

　　他训起人来快人快语，记性又好，一抖落一串儿，当众剋得叫你地缝难钻。但这只对干部不对村民，他怕伤着群众：“你罚他，罚苦了还得帮他过日子，村上能得多少利？”即使批斗过他、诬告过他的人，他也宽容相待，甚至委以重任。

　　晚年的史来贺，更审慎，更明达。吸取一些农村典型蜕化变质的教训，防止个人威望形成“一言堂”，因而特别注重民主，村里大事都交群众大会讨论。

　　对接班人问题，他的态度更鲜明：刘庄产生干部，不能个人指定，要集体培养、大家选举，谁能让群众生活富裕，谁能让集体经济壮大，就选举谁。在他去世20天后，刘庄全体党员大会上，不提候选人，直选新一届村党委书记。史世领以全票当选，但因父亲过去不许出头露面，他对上面七里营镇的干部都认不全。

　　二怕，怕在群众中孤独。

　　“四清”运动最后宣布刘庄为“四清队”，群众大会欢送了工作组，但在运动初期，老史是被逐出大队办公室的，也禁止与群众接触，连常去他家借桶挑水的邻居都不敢上门了。下田劳动，没人敢走近他，上工下工一个人，歇息时孤零零地抽闷烟，他落泪了。他感叹：“啥最难受，离开群众最难受。”

　　他喜欢跟群众一起劳动，汗水相映，肝胆相照，魂魄相依。

　　他喜欢端着饭碗赶村街上的饭摊儿，跟群众蹲在一起边吃边聊。

　　直到去世前，他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光，是在傍晚的下班路上。随处拣个马路牙子，脱了布鞋往屁股下面一垫坐下，男女老少偎过来，说说笑笑一片融洽。村民们说，老史见过恁多大官儿，还平易近人，见了男娃喊小名，见了闺女喊妞，全村1600多口人，他至少能叫出1000个名字，问问老人，逗逗孩子，夕阳下，晚霞里，那是他笑容最灿烂的一刻……他是为刘庄人民而活的，这是他的一种生存意志，一种生存意义。

　　史来贺是一本大书，章节各有精彩，但通篇回荡一首主旋律：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

　　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不跟风，有主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的一场大革命来临，七里营诞生的口号“人民公社好”谢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遍地燎原，广大农民分田到户“大包干”的欢呼声中，无数目光盯着刘庄，盯着史来贺。

　　各级领导一拨一拨地来，分明是在敦促、劝告、担忧。按照当时思维定势，谁不分地就是对抗中央，一时谣言四起：“史来贺挨批评了”，“史来贺调出刘庄了”……老史的手不时按在左胸，正是心肌梗塞最忌复发的关口。

　　刘庄又成一座“孤岛”—分？还是不分？

　　打顺风旗易，迎顶头风难，他被推到风口浪尖已不是第一次了。

　　1956年，刮起“小社并大社”之风，区里将8个村30多个初级社合并为夏庄高级社，提名他当社长。他却弃大求小，坚持刘庄“一村一社”。刘庄高级社与夏庄高级社同日举行成立大会，但区里拒不承认“黑社”，不准参加会议，不予传达文件。这时又遭寒灾、涝灾、虫灾，粮棉收成锐减大半，村里有人要去逃荒了。老史什么法子都想了，带领群众大种白菜蔓菁红萝卜，又成立铁木小组、豆腐坊，组织烧砖瓦、到黄河滩割草、到火车站装卸、串乡做小买卖，当年副业收入1.7万元，可买近20万斤口粮，还给群众4次分红。这时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国农村情况复杂，从目前来看，一村一社比较好。勉强凑集的夏庄高级社一年就解体，刘庄保住了羽翼未丰的集体经济。

　　1961年，农村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生产大队核算退为生产队核算。周围村庄扩大自留地，分养牲畜，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老史却弃小求大，坚持以大队为基础。他向在七里营公社蹲点的谭震林副总理汇报：“刘庄干部有个习惯，无论啥事，都爱用‘刘庄实际’这把尺子量量。”刘庄就这么大，居住集中，大队有凝聚力，为了利于发展生产，不必人为拆分几个核算单位，还是不退为好。上级工作组深入调查研究后，把刘庄作为“不退”典型上报中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文革”狂飚突起，连郑州、焦作、新乡的红卫兵都到刘庄“点火”，村里造反派贴老史的大字报，因他在全国民兵群英会上获得过中央军委奖励的一支半自动步枪，还诬他“藏黑枪”。老史力挽狂澜，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刘庄绝不能乱，今后写大字报的，自己买纸买笔；外出串联的，生产队不记工分、不给盘缠。”正值批判“唯生产力论”时，他被革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列，刘庄却于此时拉开了集体企业的序幕。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之下，老史召集村里干部和党员、团员，在苹果园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他说：“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咱们还是一心搞发展。”并宣布动工盖集体新村。十年浩劫过后，世道人心处处废墟，刘庄却抖落尘埃，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独特景观……

　　然而这一次“大包干”，非比以往，非同寻常。天大的压力之下，是最艰难的一次抉择，最严峻的一场考验。

　　生龙活虎本是史来贺的生命常态。新乡解放前夕，战事正紧，18岁的他担任刘庄民兵队长，为豫北战役中的解放军抬担架、送粮草，追剿化装逃窜的新乡大土匪卫老启；担任夏庄乡民兵联防队长后，智擒藏身芦苇荡的伪副区长恶霸刘荣堂。到了建设时期，他又是刘庄第一个互助组长、第一个合作社长、第一个高级社长，担任村支书后更是意气风发……

　　现在，他沉默了。

　　灯下，一个农民在一间村舍沉思。多少风险多少重荷，多少精髓多少真谛，史来贺深沉稳健的一面，尽在夜色里，尽在不言中。长期失眠的他，一次吃4片安眠药都不顶用。村民们说，一年365夜，俺们全村都睡了，只有老史成夜成夜不睡，为俺们操心。连小孩子都记得村子东北角那一孔夜夜独明的灯窗—这一幅“静夜思”，是史来贺人生中最经典的画面，是刘庄进程中最关键的图示。觉悟觉悟，田野上“觉”，村舍里“悟”。坐乡下而观天下，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以丰富的社会经验洞幽烛微。他深知，刘庄这面红旗，不进则退，退则必倒，因此他的所有参悟，都是为了与时俱进，使刘庄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此时的刘庄，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突破了单一农业格局，工林牧副占总收入70%，2/3以上劳力转移到了二、三产业，集体实力雄厚，机械化程度高，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较强，村民收入稳步增长，出现了阔步前进的势头—刘庄分不分？

　　全村300多户出现3种声音，“不分”占75%，“两可”占20%，“分”占5%。想分的人，有的认为凭本事单干会过得更好，有的指望拆分集体自己一夜变成万元户。

　　第二次讨论的群众大会上，老史从台上站起来，竟然把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整整一大段话，烂熟于心的200多字，一口气背了出来！……既然红头文件都说了，“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村里大多数人坚持的“不分”更占上风。但老史不搞“少数服从多数”，他到想分的人家走访摸底做工作。最终，除了2户决意出去单干，刘庄上下形成共识—不分。

　　刘庄历史上，每一次特立独行，都是一次强刺激，都激发出了新一轮的强大内在动力。干部群众憋着一股劲，决心展现出集体致富的优越性。1980年，刘庄成为河南省第一个“小康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