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刘庄农工商联合社成立，分为农业、园林、畜牧、工副、商业、农机、建筑7个专业36个承包单位，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工协作、奖罚联产的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2个单干户后来又回到了集体。

　　21年后，史来贺去世，捧出了2002年那最后一本账：355户1616人的刘庄，固定资产近10亿元，总产值8.8亿元，上交税金4500万元，人均实际分配1万元，户均存款20万元。村民享受20多项公共福利，上学、看病、养老费用由集体承担，并在兴建别墅新村。农业实现机械化、水利化，粮食亩产稳居千斤以上。除19名劳力在农场经营1050亩耕地，其余劳力从事二、三产业。全村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

　　而且，刘庄“一村帮带13村”，把周边新乡县、修武县、原阳县13个贫困线以下的村庄，也带入中等水平甚至先进行列。

　　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刘庄，感慨道：说句心里话，社会主义好，刘庄是有说服力的。

　　1989年，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视察刘庄，激动地说：我今年80岁了，就是要看到农村人的这一天！

　　1990年，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刘庄，题词：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刘庄“堪称依靠集体、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典型”……

　　“不倒翁”，“擦边球”—也有人会这样说。从这种比喻里，涉世未深者看到的是“术”，是技巧；阅历丰富者看到的是“道”，是信仰。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刘庄道路的长期探索中，史来贺在正确把握大方向上功力日深，不论顺风逆水，不论激流险滩，始终处理好“三个关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实际的关系，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有主心骨与不断创新的关系……在刘庄退休人员党支部会上，老党员们含泪相问：“50年了，老史咋总是能跟中央保持一致呢？对照对照，他做的都符合人民的利益啊！”

　　这个50年的村支书，怀着渊渟岳峙一般的道路自信，有主见，有风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尤其在重大关头把稳航向，使盲目的“一刀切”总在刘庄切不下去，集体经济避开分崩离析、功亏一篑之弊，免去折腾，未伤元气，有恒产，有恒心，在每个时代节骨眼上都绽放异彩，不负重托，不负众望，终使一面全国农村先进典型的红旗，在阔步行进的平衡中乘风不倒。

　　这是他最让人惊诧之处、最令人敬佩之处、最给人启迪之处。

　　这是他最大的功力所在、最大的定力所在、最大的魅力所在。

　　因此，他也被人称为“农民政治家”。

　　史来贺是一个善始之人，人生成名早，志向定型早，事业开创早。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善终之功。一生践行党的宗旨，从无怀疑和犹豫，从未动摇和偏离，所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毕生奋斗终成正果。

　　他的成功说来简单，就是坚持“两个一”：一切从刘庄的实际出发，一切从维护和发展刘庄百姓的利益出发。

　　刮“浮夸风”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公社压任务，要放小麦亩产15万斤的“卫星”。刘庄会计算算，15万斤麦子装麻袋，在一亩地里能结结实实码两层。老史顺势说，亩产15万斤的话，全村人种3亩就够吃了。于是仅种3亩“卫星田”，大田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卫星田”连麦种都没打够，靠大田才稳产。

　　刮“共产风”时，公社对生产大队“一平二调”，把小麦玉米拉走了，把够檩条的树刨走了。老史详细记下来，拉走什么粮、多少斤，刨走几棵树、多高、多粗等等，都要求来人开具了收据。不久，中央通知退赔平调物资。许多大队空口无凭干吃哑巴亏，刘庄却出示收据，领回折合退赔款7.2万元。人们佩服老史长了“前后眼”，他说：“啥眼！这是把全村父老乡亲的利益拴在肋巴骨上，一动就心疼。”

　　1960年，大跃进办大食堂的恶果显现出来，周围村庄里，许多社员因营养不良而浮肿，甚至饿死了人。刘庄却留下了一段愉快的“黑色幽默”。群众一致要求老史兼任大食堂司务长，“只要他不死，咱村人谁也不会饿死！”粮食不够副食补，仅红萝卜就种了70多万斤，又用棉籽饼、玉米芯自制淀粉10多万斤，还做豆腐、粉条和养猪。群众顿顿都能吃饱，每周还有肉吃，全村连一例浮肿都没出现……1961年春天根据中央精神，大食堂解散，可刘庄人竟有70%以上投票不愿解散大食堂……

　　刘庄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口，老史还是一位杰出的“乡村演说家”。

　　那年平整土地，有人担心平到猴年马月。他在动员大会上说：“地再赖是死的，人是活的，平好一洼是一洼，治好一坡是一坡。一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咱这辈子不行，还有子子孙孙！”讲得人心大振，士气高昂。

　　那年寒、涝、虫重灾齐袭，在生产自救大会上，他对打算外出逃荒的人说：“集体也像一家人过日子，总不能天天都有财神爷守着，都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护着。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天塌下来咱们当被子盖，绝不会让新社会的刘庄饿死一个人！”讲得台上台下一起掉泪，人心安定下来。

　　那年丰收在望，他在群众大会上说：麦熟一晌，要开镰了，村里每人每天发一两鲜肉，自家煮点鸡蛋。又补一句：“不能光叫儿子吃啊，让媳妇也吃个鸡蛋。”他宣布先放一天假，让媳妇们回娘家看看娘，家里男人再去娘家把她们接回来……“咦，俺媳妇们可真高贵死了！”全村妇女欢天喜地，割麦子比男人还飞快。

　　他去世前一年多，一份5000字的《史来贺书记对刘庄调查研讨的谈话》发给了全体村民讨论。他依然一团火似的，把刘庄的未来端到群众面前，掰开揉碎地讲，讲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讲假如变成非集体经济将会出现的问题，讲刘庄还要走集体致富道路。并从发展生产力、缩小贫富差别、选好接班人、内部机制改革、竞争上岗、家庭再分配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按劳按效取酬、合理差别、共同富裕的发展方案……

　　俗语说，“话说三遍如凉水”，但同样的大道理，老史每次都能讲得像刚出锅一样新鲜滚烫。他的演说亲切家常，充满辩证法，洋溢泥土气，衣食住行随口道来，一直讲到人的心坎里。所以，刘庄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通知不过半小时就坐齐了。有时晚开几天，村民还催促“该开会了”。年轻人李博说，记得小时候，常见大人们去开群众大会，一路上热热闹闹，赶着去听老支书讲话，大伙儿拍巴掌拍得可响了，像看电影听戏一样开心……

　　小村庄的马列主义，诠释得风生水起，群众信了；小村庄的群众路线，发挥得淋漓尽致，群众服了—50年已入大化之境，炉火纯青。

　　史来贺坚持了整整一生的道路自信，说到底，是对群众觉悟的自信，是对人民力量的自信。所以他笃定地说：“不要光看上级的、一时的评价，要看群众的、历史的评价。”

　　果然，群众在响应他，历史在呼应他。一个显著例证，就是在他的家乡出现了全国罕见的“新乡现象”。在一个地级市里，以史来贺为首，形成了一个全国和全省重大先进典型的密集群体，涌现了一批“史来贺式”的农村党委、党支部书记—吴金印、刘志华、裴春亮、范海涛、张荣锁、耿瑞先、许福卿……史来贺1990年10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怎样当好农村党支部书记》，更成为全国一代村支书的生动教材。

　　一个原点上的无限坚持，一个原点上的极限飞跃，史来贺以50年的跨度、广度、深度、高度，让人们懂得，当一个村支书多么不简单！